Page 22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衙门的监管能力，因此只能委托（外包）给这些民间组织自我管理，采取
“官督民办”的治理模式。这是最接近于费孝通等学者所强调的“士绅自
治”的领域，但我们很难将这种“自我管理”看做“士绅自治”或者类似
于市场上平等化的外包契约治理。 原因很简单，且不论三老、乡约（约
正）本身就是官方授权，享有半官半民的身份，即使宗族和会馆的内部
管理也只是一种政府相机控制下的自主性（后文将详加分析）。
表 1 已经清晰地呈现，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依不同治理领域的特征
而相应变化。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三种理论概括———“士绅自治”“吏
—
民社会”“官民合作”——实际上只是分别接近于某个特定治理领域的
官民互动特征。 另外，不同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还相互影响，例如当赋役
制度从以人丁为主逐渐转向以土地为主，里甲制就趋于衰落，国家对农
民的人身控制随之下降， 但注重维护社会治安的保甲制的重要性随之
上升。 而在一些地区，宗族与保甲制、乡约制合流明显，士绅、宗族以其
准官方身份日益获得官府青睐，在承包地方公共产品方面作用更为重要。

三、 透视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体多面”特征

如傅衣凌所言， 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呈现了惊人的多样
性 、灵 活 性 、 伸 缩 性 ， 但 同 时 又 都 归 于 国 家 权 力 的“一 体 性 ” 或“统 一
性”。我们上一节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用统治风险、行政治理成本与
预算约束这些变量， 解释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治理形态的多样性
和灵活性的具体呈现及其内在治理逻辑。 从国家权力的“一体性”到国
家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丰富性，看似悖论式共存，其实是多层次、多面向
的国家行政发包体系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可追溯、可归约的有机统一的
治理逻辑。 下面我们就运用这个分析框架，结合历史文献，进一步详细
解析中华帝制时代国家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如何在国家—社会的不同治
理领域具体呈现和历时演化，这背后所服从的国家权力的配置逻辑为何。
（一）资源汲取与社会稳定：强行政、弱外包的组合

自秦汉以来，皇权通过“编户齐民”等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严格控
制，周代以血缘关系（如氏族）为基础、相对自治的村社共同体被全面彻
底地改造和重构。“编户齐民”通过严格的人口登记、户籍管理和什伍连
坐等方式主要实现两个最重要的统治目标： 一是征收税赋和派发徭役
（包括兵役），为整个王朝实施统治提供财政资源和军事动员；二是维持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