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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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搏斗的人：易卜生作品中的个体性危机
为易卜生所关心的问题或者艺术风格发生了转向， 就会忽视其作品的
内在连续性。 在 1898 年 3 月发表的《易卜生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易卜
生再三强调，他所有的作品是一个持续发展、前后连贯的整体。 不管是
离家出走的娜拉，还是作为人民公敌的斯多克芒医生，乃至海达·高布
乐、鲁贝克教授和建筑师索尔尼斯这些下文将要分析的角色，他们作为
处于世纪末的人的底色，都是由个体性奠定的。
三、 群氓时代：颓废、烦与虚无
《布朗德》一问世，就遭到了易卜生的朋友也是后来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比昂松的批评，他认为该剧对所有严肃的宗教都宣判了死刑。 虽然
比昂松后来收回了他的批评，并且承认《布朗德》是易卜生最伟大的剧
作之一，但是他的观察无疑是敏锐的，如果“上帝死了”，同时人的“魔
性未除”，那么个体性的膨胀带来的问题将十分严重。 就像斯坦纳指出
的那样， 易卜生的剧作预先设定了上帝从人类事务中退出，“他将现代
信仰的脆弱性和想象的世界秩序的缺席作为出发点， 人毫无防备地行
走在一个丧失了解释性或调节性神话的世界里”（斯坦纳，2018：211）。
也许我们能在易卜生之前的剧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一些“自我主义”
的原型，比如，有学者指出，麦克白和哈姆雷特都隐含了“现代人的主观
性危机”（王楠，2020）。但是，个体性在世纪末的处境下增加了一些特定
的内涵，它与西方民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布朗德》是在宗教
背景下讨论个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那么《青年同盟》《人民公敌》等作品
则为我们呈现了个体性在政治领域的斗争，这些剧作清楚地表明了“真
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克尔凯郭尔，2015：152）。 而民主社会的环
境则意味着，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需要更关注“观众”的反应，在这个问
题上，不管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易卜生都有着高度的自觉。首先，
不同于莎士比亚与席勒笔下的王公贵族， 易卜生剧作的主人公是那些
会走入剧场的中产阶层；其次，他让剧中的主人公逐步走出了“书斋”，
创作出了一大批真正能在舞台上演出的角色；另外，他也有意识地舍弃
了诗歌化的语言，转而用散文体进行写作。 在创作历史剧《皇帝与加利
利人》的时候，他极力反对用诗体进行写作。 他说：“这部戏是以最现实
的形式来构思的。我希望营造的幻觉是真实的。我希望给读者营造这种
印象： 他所读到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的新剧并不是古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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