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立或零和博弈的状态（黄宗智，1999）。 本文认为，这种关于国家权力的
传统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术界关于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
关系的研究。 本文提出的“行政外包”的理论视角是关于国家权力的另
一种解析， 它强调国家权力在支配和强制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
手段的意义；这类似于科斯提出的，区别于以契约为中心的市场，企业
通过行政权力的协调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按照这个观点，国家与社会关
系所涉及的国家行政控制与基层社会自主管理如同一个权威组织 （中
华帝国）内部的“行政管理”过程，国家与社会的权力配置旨在节约行政
成本，实现国家治理目标，而非以追求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和直接控制
为目标。这对应着在中华帝制的“大一统”结构内部，一元化和中心化的
王朝政权将行政和社会事务“外包” 给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或个
人，并施加一定的行政性约束和相机性控制。 国家权力的控制与社会团
体的自主性在各个治理领域的不同搭配组合不是以国家支配力、 控制
力或渗透性的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节约稀缺的国家治理资源，更加
有效地实现王朝政权的治理目标。 在一些官民利益明显冲突的领域（如
赋役和治安），国家控制相对严格；但在更多的官民利益兼容的领域，如
区域性公共产品（如道路、水利、抚恤、乡勇）的提供和民间内部秩序的
维护（如乡约、宗族、会馆）等领域，国家的相机性控制与民间自主管理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并不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

二、 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一个分析框架

为了维持国家权力机构的正常运作和社会基本秩序， 国家一方面
需要向社会民间团体和个人汲取剩余产品，获得财政供给，另一方面需
要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如道路、水利、赈灾、教化、司法、治安
与国防）。 国家与社会主要通过两个层面发生关联。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
政权渗透介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如征缴税收、招募兵员、
征集人力修建大型公共工程。 为了征收税赋， 除非采取彻底的“包税
制”，国家需要建立相应的人口登记、财产和收入稽查等制度。中华帝制
的不同时期，王朝赋役对于人丁和土地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总体上经
历了以人丁为主到以田亩为主的赋税制度的演变。 但只要涉及人身意
义上的人丁税和徭役派征， 就需要保证税收规模和徭役负担的公平分
配，否则就会引发人员逃匿，导致徭役负担更加集中于少数人，税赋分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