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是危险的。
曼的理论概括如果以 18 世纪的西欧国家为基准有其正确的一面。
近代西方国家之间频繁而残酷的战争推动着中央权力机构的强化和军
事财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例如在战争压力之下， 英国
18 世纪从包税制转型为国家机构征税，发明公债制度，一举获得竞争
对手难以匹敌的国家融资能力。 相比而言，中华帝国在绝大多数历史时
期并未面临如此严峻的国家生存压力， 其内在的汲取和渗透能力自然
难以发展出来。 事实上，在一些朝代，皇帝主动将征税规模限定在某个
固 定 水 平，如 明 代 的“原 额 主 义 ”和 清 代 康 熙 朝 的“滋 生 人 丁 ，永 不 加
赋”政策，说明皇权是有意限制其资源汲取水平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秦
汉帝国与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进行对比，中国官僚体系的完备性、国家
对于社会的渗透性和资源汲取能力则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沙伊德尔，
2020）。 这里显然有一个比较基准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如黄宗智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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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 所指出的那样，中华帝国发展出一系列
的官民互动的合作机制， 而这是王朝政权在应对国家职责扩充的同时
又不引发大规模财政支出的治理利器，为曼等许多西方学者所忽略。
综上，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描述，可谓众说纷
纭。 如果说“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各有其适用的治理领域
或历史时期，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特征在这些不同治理领域（或
历史时期）的大致分布呢？ 对于大致相似的国家治理形态（例如皇权与
基层社会看似松散的关系），学者赋予了很不相同的解释，如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双轨政治”，“专制性权力强”与“基础性权力弱”的组合，以
及国家治理的一元性与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这
些相互关联却旨趣各异的理论概括呢？ 傅衣凌关于中华一元性与多样
性的概括非常具有洞察力，尤其放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之下，更彰显出中
华帝制时期国家治理形态的鲜明特色。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华帝制的
一元性与多样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傅衣凌所述的中华深层结构的稳
定性、统一性与表层结构的多样性、适变性又是如何联结起来的？ 其内
在的驱动力量和治理逻辑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说明中华帝制时
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仍然有待于重新审视和进一步分析。

2. 第三领域是介于西方理论所强调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 半官半民处理公共事务的
一种混搭式实践（黄宗智，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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