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非正式制度治理社会， 区别于现代国家的官僚政府依靠正式化的公文
系统、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只要民间治理有序，没有重大社会冲突，县
官并不干预，默认士绅的乡村治理；除了钱粮上缴和地方治安之外，更
多的社会事务则委托给准官员（如乡保）和士绅办理。例如在司法领域，
传统中国除了官方正式的司法判决之外， 广泛依赖半官半民的非正式
调解制度。“集权的简约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曼所强调的“专
制性 权 力 ”与“基础 性 权 力 ”之 间 的巨 大 张 力 ，指 出 看 似“基 础 性 权 力
弱”的表征，如“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治理依靠准官员和士绅，其实
是王朝国家借助庞大的准官员队伍，以低成本、广覆盖的方式统治幅员
辽阔的帝国疆域。
关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方式，傅衣凌（ 1988）曾深刻揭示
出中华帝制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奇妙结合。 一方面是中央政权的高度集
权和皇权的绝对强制性， 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多样性
和包容性，如多元的财产所有形态（官田、族田、民田）、多元的司法权
（如政府的律例与民间族规、惯例并存，法庭裁决与民间调解、宗族裁决
并存）。 “用西欧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在中国这个多元的
传统社会奇妙地统一着，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傅衣凌，1988：5），
而且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还具有历史的维度：
这种既早熟又不成熟的弹性特征，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
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不管是内部生产技术的提高，
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个多元的结构总是能以不变应万变，
在深层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迅速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这
些变化。 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变乱和分裂，而最后仍然作为一
个统一国家长期存在，其奥秘正在于此。 （傅衣凌，1988：5）
沿着傅衣凌的思路，结合黄宗智的概括，我们可以说，中华帝制的
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不仅体现在财产制度和司法权方面， 也体现在
帝国人口多元化的身份特征，如官吏、准官员（如里正、乡保）、士绅、百
姓等。 这些多元性身份是从官府到民间社会的连续性延伸，而且在不同
历史时期呈现出动态调整与持续演化的特征， 比如政府内部从秦汉的
“官吏一体”到明清的“官吏分流”，乡村基层治理从正式的乡官制过渡
到职役制，准官员代替了正式官吏，以及宋元之后士绅阶层代替了魏晋
南北朝的豪族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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