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一、 引言

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
的理论概括。 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是“皇权
不 下 县 ”， 乡 村 社 会 实 际 上 享 有 士 绅 主 导 的 自 治 状 态 。 比 如 费 孝 通
（ 1991：46）先生就指出，皇权统治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
衙门就停止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而乡村社会是“地
方自治的民主体制”，士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形成皇权与绅权
的“双轨政治”。 温铁军（2000）也提出，中国晚清以前的政治是“皇权不
下县”，概括起来就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
伦理，伦理造乡绅”。 以萧公权（ 2018）、瞿同祖（2003）为代表的学者则明
确否认了中国传统乡村在中央集权之下享有自治的说法。 秦晖（ 2004）
进一步提出“吏民社会”的假说，认为皇权统治通过基层胥吏深入乡村，
对百姓的人身、财产、纳税、言论等方方面面实施严格的控制。 在“乡村
自治”与“吏民社会”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也有学者提出国家与社会相
互调适、密切互动的观点（卜正民，2009）以 及 介 于 国家与 社会之 间的
“第三领域”的理论概括（黄宗智，2008）。
上述学术争论主要围绕着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渗透和控制程度而
形成不同的判断。 以迈克尔·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从资源汲取和动员
的国家能力视角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Mann， 1986； Weiss and Hobson，
1995）。根据这种观点，中华帝国属于“专制性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弱”的
治理形态，中央朝廷看似高度集权，拥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的大权，但
基础性权力不足，难以渗透至社会基层大规模汲取资源，例如税赋占可
征用的经济资源比例就很低。 韦伯（2010）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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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中央集权难以渗透到乡村社会。 与韦伯、曼的理论概括相对照，
黄宗智（2008）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分析概念，强调中华帝制的
治理形态一方面是皇帝专制权力的集中性和绝对性， 所有官员均由皇
帝任命；但另一方面，帝国在基层治理上是高度简约的，利用准官员和

1.“事实上，皇权的官员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行政
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受到限制，因为除了势力强大的氏族本身之外，行政还遭遇到村
落有组织的自治体之对抗。 ……‘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
员的自治地区。 ”（韦伯，2010：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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