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8 - 《社会》2022年第5期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待克服的激情（Smith，1978：452）。 显然，斯密从未指望商业共和国中的
立法者能主动废除这一压迫性制度。 透过斯密对古代政治的评论，我们
能够察觉到与商业进步的启蒙叙事完全不同的自由史， 在社会进步的
终局中产生了更为难以克服的社会依附关系。 商业社会尽管看起来丰
裕而又充满教养，但很可能无法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
富裕与自由， 人们可能享有的两大福事， 往往给这群人
（奴隶）带来苦难，他们在大多奴隶制得到保留的国家都占据
大多数。 因此，一个仁慈之人会希望，如果奴隶制总得普遍地
建立起来， 那这与最大多数人类的幸福毫不相容的巨大福事
最好永远不要降临。
自由与富裕造成了奴隶的苦难。 自由的完满对他们是最
大的束缚。 盖因他们是人类的最大多数，没有一个仁慈之人会
在这一制度（奴隶制）建立起来的国家希求自由。
（ Smith，1978：185、453）
这可以说是斯密思想中最为惊人的判断之一： 富裕与自由可能无
法与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相协调。 考虑到奴隶制的自然基础及其在人
类社会的持续存在，斯密无法在“富裕的自然进程”（ natural progress of
opulence）中找到抵抗这一制度的有效方法。 如果文明社会的进步无法
缓解大多数人的悲惨生活， 那么现代欧洲奴隶制的取消看起来就更像
是一桩缺乏普遍适用性的事件。 为理解现代欧洲自由起源晦暗不明的
基础，斯密重新回到欧洲具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并细致考察了现代自由
背后复杂的权力变迁过程。
四、奴隶制废除的外部条件：封建制、君主国与现代欧洲自
由的诞生

的确， 商业对于现代自由的诞生起到关键作用 ， 但 斯密（Smith，
1978：187）也明确指出，尽管商业的影响已近乎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现
代自由也不过是兴起于“欧洲一隅”。 在德国与波兰地区，商业看起来
并不足够美好，甚至继续强化了既有的封建依附关系。 斯密依然通过有
关财富的政治学追溯现代自由的历史。 在他看来，现代自由之前的特殊
政治格局对商业自由的出现具有关键作用，此时，欧洲的政治行动者主
要包括君主国、城市、教会与封建领主，前两者尤为重要。斯密追随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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