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1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则便拒绝交付用以维持领主日益增长开支的地租， 而领主原先的仆从
也不得不被尽数遣散。 贵族的衰弱导致权力的天平倒向君主，后者庞大
的财产也足以负担王室的奢靡生活， 其主权权威愈加得到强化。 斯密
（ Smith，1976a：418）看到，“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未受察觉的运作”实现了
“封建制的所有暴力都无法实现之事”，带来了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
这样，通过改变社会的财富状况，商业最终点燃了欧洲社会结构的变革。
通过改变财富分配格局与社会结构而非改变人性的导向， 商业得
以逐步淘汰旧有的人身支配形式。 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密对奢侈与商业
活动的其他评论，这一事实将变得更加明显。 实际上，在现代转型过程
中的欧洲，商业与奢侈仍然可能重复它们在古代政治中的疑难，不但可
能因具体的历史状况而无力带来自由， 甚至同样会带来未能预见的恶
性后果。 通过将商业的作用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斯密在追溯权力
变迁时提供了一个相当连贯的政治分析。 他发现，自由在英格兰、苏格
兰、西班牙、法国等地逐步产生，但并未在处于更内陆的日耳曼诸国出
现，该地区的领主地产与西欧的君主相比也毫不逊色，庞大的地产能够
满足贵族奢侈的生活习惯，使其免于破产。 另外，该地区的选举君主制
也缺乏英国、法国那样绝对的君主权威，无力摧毁封建制。 封建贵族日
益奢侈的生活方式则相应地带来了更具剥削性的经济模式， 以至于农
奴的处境比原先还要惨。
少数领主占有整个省份，他们压迫农民，以便得到更多的
谷物卖给外国，为自己获得奢侈所需的物品。 如果波兰没和任
何国家建立商业关系，人民将会幸福得多。
（ Montesquieu，1989：352）
在这里，“艺术与奢侈产生了恰好相反的作用， 使得贵族制更加稳
固”（Smith，1978： 263）。
因此，在斯密看来，以无可争辩的主权机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
通过清除土地贵族的人身支配结构而在欧洲建立起来， 才保证了个人
自由。 只有在最高权力（summa potestas）稳定运行且遍布全国的封建领
主的军事—政治权威被压服的国家，经济富裕的下沉与涓滴效应，以及
由此带来的商业社会的自由才有可能在法律 上 平 等 的臣 民 中 逐 渐 显
现，并逐步培育出社会中层（middling rank）。 与封建时代的贵族相比，他
们“不会强大到足以居于法律之上”，法律能够“威吓他们产生一些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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