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22年第5期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在斯密（Smith，1978：227）看来，古代共和国的规模大小 往往 能 限
制贫富差距的程度，而底层财富的增长使人们滋生对富人的嫉妒。 随着
财富的增长与下沉， 乡村的首领不再对生活在富裕城市中的王握有权
威，而后者也渐渐无法拥有针对贵族的绝对优势，新贵的兴起又进一步
夺取了贵族手中的权力，奢侈品也耗费了贵族大量的财产。 在这一变迁
过程中，下层阶级逐渐掌握了立法权，雅典城邦政治职位与民主集会对
全体自由公民的开放程度则有助于对专断权力的限制， 由此形成了自
由稳定的政府（ Smith，1978： 221-228、408-410，1983：150）。 16
不过，斯密也清楚地看到，权力变迁可以被许多因素影响，商业也
许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斯密并未停留在商业自由
的理论逻辑上，而是放眼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考察商业自由的前景是
否能够真的在政治现实中展开。 在他看来， 古代的小型国家适合民主
制， 城邦民主制因为对公民身份的重视所形成的严格标准则妨碍公民
权的享受范围扩大至外邦人。 另一方面， 那些在战争中沦为战利品的
人，以及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决变卖人身的公民，都将沦为奴隶，他们都
没有公民权（Smith，1978：304-306）。 在古代共和国，手工业与制造业的
工种几乎都由奴隶承担，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有闲暇参与民主
政治。 斯密 （Smith，1978：181）遗憾地慨叹，“在共和政府中（奴隶制）几
乎不会被废止”，因为立法者都是奴隶主。接下来，经济发展只会继续强
化奴隶制。 对富裕的主人而言，要扩大产业就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扩大奴
役劳动的规模。 奴隶群体的扩张使得奴隶暴动变得更难以压服，于是，
奴隶主在对待奴隶时也变得更为专制而严厉。 而社会发展带来的贫富
差距又扭转了野蛮社会中主奴之间相对平等的贫困状况， 二者原始的
亲善感情完全消失。 斯密（Smith，1978：185）直言，“人们越自由，奴隶就
越悲惨； 他们在民主国中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更悲惨。 自由民越自
由，奴隶的奴役就越难忍受”。
于是，在古代社会，作为个人自由关键基础的“财富下沉机制”被打
断。 和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劳动分工的一般定义不同，在奴隶制经济
中，产业的扩张所需劳动力并不依赖平民，而仅允许由依附于主人的奴
隶来完成。同时，大量的出产物也必须用来供养奴隶群体。由此，富人家
庭内部的财富循环与垄断就建立起来， 自由民却无法真正获得由经济

16. 富人在民主大会上仍然有巨大的权势与影响力（Smith，198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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