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2年第5期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与依附”（Smith，1978：202）。
按照斯密的说法， 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出现迫使在这个阶段那些并
不拥有足够财产的人依附于富人。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道德情感上倾
向于对富人表示依附，同样也是为了生存的必然结果。 尽管财产不足的
人不得不服从以寻求得到保护和供养， 但他们也随时准备返回原始平
等状态。 富人的富裕激起了穷人的愤恨，嫉妒驱使他们侵犯富人的财产
（ Smith，1976a：710）。 私有财产由此变成了“一切争议的巨大蓄水池”
（Smith，1978：208）。 建立公民政府以保证财产的安全因此变得绝对有
必要。 富人劝说穷人“要么继续穷下去，要么就得像他们（富人）所做的
一样来获取财富”（ Smith，1978：208-209），而不是公然侵犯那些已经被
占有的财产。 斯密的确认为，政府与法律的功能刚开始就是保障财产占
有与维持依附结构。 另外，在商业到来之前，因为那些“华而不实的玩
物”（ trinkets of frivolous utility）尚未发明，富足的游牧者就无法将钱财花
费在艺术品、奢侈品与无用的制造品上。 为了管理庞大的财产，他们需
要大量奴隶进行工作。 因此，在这个阶段，依附者的数量也成为财富程
度的重要标志。 财富的不平等由此直接转化为对人身的支配与压迫，这
时的钱财直接就是权力。
在富人垄断了司法权力以后，社会不平等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早
期社会围绕私有财产发生的纠纷要明显少于更为文明与成熟的社会，
大多纠纷仍然由集体会议裁决， 因此， 早期政府多呈现原始的民主形
态。 但民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 富人往往能在其中获取极大的权
力。 由于主权尚无稳定的制度结构，也无力扩展到整个社会，司法权威
就必须交托给当地德高望重之人。 此时的政治权威显示出高度人身化
的特征。 斯密（Smith，1978： 203-204）提到，富人“有着众多依附者随其
议事与指挥，这样他们就在人民中间掌握巨大的影响力”。 在民众集会
上，富人把持司法权以维持社会秩序（Smith，1978：187）。 同时，他们还
通过从底层那里收受礼物与贿赂来积累财富。 这些都是在诸如鞑靼人
的游牧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Smith，1978：206）。 所有这些行为都使得人
身权威得到持续强化， 而富人也都大规模蓄奴。 在斯密（Smith，1978：
187）看来，这就是奴隶制在早期社会广泛存在的原因。 建立在财富之上
的权威进一步带来了高贵的出身， 强化了社会不平等。 斯密（Smith，
1976a：713）发现，“家庭的古老无论在哪里都意味着财富的古老”。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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