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22年第5期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存。 对财产的保护与占有的不平等首先建立
起它，而财产的状况一定总随着政府形式变更”。 为了展现财产在政府
建立中的基础性作用，斯密（Smith，1976a：710-713，1978：401）分析了自
然权威的四种主要因素：个人特质、年龄、财富、出身。 在公民社会诞生
之前， 个人的能力与年长往往“自然” 能够促成权威与顺从（ Smith，
1976a：710）。 斯密进一步发现，在政府建立之后，财产将是四种因素中
最有力的权威来源（Smith，1976a：711-713，1978：401）。 而所谓出身与世
系的高贵， 也经常是基于家庭本身自古以来的财富程度（Smith，1976a：
713），因此，财富看起来是权威最明显的来源。 而斯密的政府与法律史
也正是从构建财富与权力的关联开始的。 财富与权力在不同社会形态
中的特定组合也被当作规定个人自由空间的核心校准。
财富与权威的第一个关联涉及人类的道德情感。 在 《法学讲座》
（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中，斯密（Smith，1978：401）提到他在《道德情
感论》 中已经谈到这一问题， 他描绘了我们倾慕甚至是膜拜富人的倾
向，并视其为财富得以充当权威来源的道德心理学基础。 斯密认为，道
德作为一种想象过程的同情， 能够帮助人们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人的情
感，使人们设想自己面对类似场景与事件的情态，由此判断能够与当事
者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鸣并对其做出评价。 斯密进一步发现，在日常生活
中，相比于他人的痛苦，旁观者更容易对他人的快乐建立起同情。 实际
上，我们很少能够对当事者同样程度的痛苦感同身受，以至于我们甚至
鄙视那些无法克制强烈哀伤的人。 相反， 快乐的情感更容易产生共鸣
（Smith，1976b：50）。 相应地，在进行自我评价时，我们普遍认为更应该
向公众展现自己的欢愉、富足与伟大，免得被视为多愁伤感、穷困潦倒
的可怜虫。 而在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时，出于对快乐的同情倾向，我们
会想象自己处于富人的情境所带来的愉悦。 在我们的想象中，富人坐拥
的金银与奢靡生活有炫目的光彩，这却使我们倾向于忽视卑下的穷人。
同时，当这一快乐的图景被破坏时，我们也会感到极大的不悦。 斯密观
察到普通人经常对天降于高贵者的灾难感到极大的忧愁与遗憾。
要是有什么毁掉了如此令人愉快的情境， 该是多么可惜
啊！ 我们甚至希望他们永生不死，我们似乎难以忍受死亡最后
会终结如此完美的快乐。 我们想，自然真是残忍，竟迫使他们
脱离那伟大的处境， 降到她为所有子民准备的卑微却温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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