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论”（Hont，2005：92-93、302-303、390-397）。
由此可知，商业至少通过三种方式推进了自由。 首先，以劳动分工
为鲜明特征的商业社会让穷人不再靠出卖人身成为奴隶或者直接依附
于富人来供养自己，他们有条件获得独立。 尽管穷人“肩负着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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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基石”（ Smith，1978：564）， 但他们不再必须通过被役使来换取
生存的可能。 其次，财富的下沉能够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
改变。 曾经富足的家庭会将原先除了培植依附者便无处可用的钱财用
于购买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因此，即便贫富差距不可能彻底消失，也至
少会有所缩小。 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式的财富—权力直接关联将会被
切断，钱财不再能马上带来支配。 而下层阶级也能够随着财富的累积讨
要更多的政治权力。起初，富人强大的政治—司法权威令人恐惧，为此，
人们呼唤成立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任命法官，以驯服原先强大的司法
权（ Smith，1978：314）。 但斯密认为，立法权的创造并非来源于洛克式的
社会契约，而是来自财富分配格局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的变迁，这尤其反
映在商业诞生之后新兴财富阶层对政治权力的索取上。 15 财富的平衡
带来了权力的平衡。 第三，社会财富史无前例的增长与累积显著改善了
野蛮社会中人们糟糕的生存境况， 由此让情感与社会性的发展成为可
能。 由于商业的繁荣，“普遍的安全与幸福很少让人锻炼出对危险的蔑
视，以及忍受劳动、饥饿与痛苦的耐心”，这些都是野蛮社会所需要的
德性（Smith，1976a：10，1976b：204-205）。 野蛮人也无法指望周遭的伙伴
敏感地同情自己，更无法享受文明社会中人类情感充分涌流所带来的
欢 愉 （Smith，1976b：205 -208；Phillipson，1983；Bee，2018；Bee and Paganelli，
2019）。
可见，商业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必要条件，而
其关键机制在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Turgot，1898），而不是道德人格
的革命性转变。 对斯密而言，文明化进程本质上取决于经济的丰裕程度
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改善。 这也意味着，一旦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地形
成财富的下沉，商业也就无法带来自由，甚至有可能强化既存的支配结
构。 而古代的共和国正是这种财富下沉过程被直接打断的典型案例。
14. 另注意弗吉尼亚总督波纳尔（Thomas Pownall）对《国富论》的评论（Smith，1987：340）。
15. 关于斯密与洛克的思想分歧可参见斯密 （Smith，1978：207、315-316） 的论述， 以及洪特
（ Hont，2009：131-171）和赛格（Sagar，2018）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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