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22年第5期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重”（Smith，1976b：63）。 另一方面，与古代立法者不同，现代国家的君主
在破碎的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佃农与市民等庶
民群体的合作，现代自由的成长经历了奴隶制的废除与市民的解放，这
成为主权国家与稳定政府构建的必要环节。 随着封建贵族的整体性消
解， 主权者与城市的长期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以商业新贵为主体的新型
代议制 （ Smith，1978：266）。 国家财政吃紧使得商业阶层有机会在提供
资金支持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政治谈判权， 财富再次撬动了政治的天
平。 特别是在英国，随着专权在一次次的政治博弈中逐步流失，最高权
力实现了稳定与规则化，社会中下层逐渐得到保护，现代自由终于在文
明君主国得到巩固（ Smith，1978：266-267）。
正如休谟所言， 现代欧洲的文明君主国能真正与以往政体区分开
来 ，是 因 为它 有 通 过“法律 与制度 ”来“维 持 自身 秩 序 与 安 宁 ”的 能 力
（ Hume，1983：24；McArthur，2005）。 也只有这样的政体，才符合斯密对于
现代自由的想象———现代自由不再立足于以奴隶制为前提的民主制，
而是要求无偏私的法律穿透人身化的政治权威。 这一制度的不同寻常
之处也恰恰体现了奴隶制仅仅在“欧洲一隅”被废除的重要历史事实。
对斯密来说，商业似乎是社会自由的必要条件，只有依靠商业的发展，
才有可能为下层民众的生活改善与自由生活提供契机。 但商业的发展
也远非充分条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商业都未能展现出它在
现代欧洲的功效，并全面止息人身支配与政治暴力。 在斯密笔下这一晦
暗不明的历史过程中，商业的关键意义在于，如何在以广泛的人身支配
为特征的既定政治背景下建立无偏私的法律秩序。 在现代欧洲，商业通
过财富转移机制拆除了封建领主的政治支配结构， 成功实现了文明君
主国的全面胜出， 商业与自由的历史关系便体现在商业构建这一全新
政体时的角色与作用上。
五、 结论：商业社会的政治与自由

对斯密来说， 商业的推广与财富的增长为人身依附关系的消除带
来可能，但商业能否真正带来自由，关键还在于商业社会如何通过影响
财富的分配引导政治发展的走向。 从表面上看，斯密作品中奴隶制的顽
固性与商业的进步性多少有些不和谐， 但这实际上是基于他对商业社
会理论与现实进行分析的双重视角。 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政治情境，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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