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4 - 《社会》2022年第5期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代共和国的商业新贵享受着奴役劳动带来的财富垄断与政治优势，现
代社会的商人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摧毁底层自由与福利的压迫者：一
方面， 正是借助跨国垄断制度所形成的高水平商业利润维持着北美地
区种植园的奴隶经济（ Smith，1976a：173-175、388-389）；另一方面，依靠
东印度公司代行主权的大英帝国也进一步在殖民地区建立起广泛的压
迫性结构。 支配欲的确难以克服。 斯密遗憾地看到，尽管从事商贸活动
的商业阶层是影响权力分布与现代非支配政体转型的关键群体， 被商
人篡夺的主权机构却具有极 强 的专 制倾向 。 在 《国富论》 中 ， 斯密
（ Smith，1976a：570）猛烈批评了殖民地区的商人政府是“对任何国家来
说都最为糟糕的政府”。 统治英属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从未将臣民当作同
自己一样的开化民族，对于所谓“人民的福祉”（ salus populi）更是无动
于衷。 斯密鲜明地批判商人充当主权者的政治意图，也不信任他们能够
成为公共利益恰当的象征与守护者， 实际上，“没有任何两种性格要比
商人与主权者的性格更为两不相容”（Smith，1976a：819）。商人政府专制
的代理人统治再次挑战了所谓“温和商业”的命题，仿佛商业的广泛开
展就能够相应推广更为和平的行为模式。 而商业精神这种“回飞镖式”
的负面效应之所以在西欧未能出现，更多是因为君主的权力足够强大，
阻 止 了 商 业 阶 层 攫 取 主 权 权 力 （Smith，1978：255 -257；Salter，1992；
Rothschild，2004；Sagar，2021）。 斯密的历史分析向我们提示了商业在世
界范围内带来自由的可能与限度。 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商业社会的运
转逻辑能否在经济丰裕与财富分配两方面同时赋予大多数人改善自身
并获取自由的条件，对于身处全球性商业社会的我们来说，这仍然是一
个待解的难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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