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可以通过财富的下沉来推进个人的自由与平等， 通过奢侈行为消解上
层阶级绝对的财富优势与对生计的垄断为下层的生活条件改善创造机
遇。 但在具体的历史与制度环境中，商业自由的关键逻辑很有可能被扰
乱甚至是阻断。 从政府诞生开始，社会依附状态就始终根植于人类的支
配欲望， 并随着财产生产分配状况与政治的逻辑不断演化。 在早期社
会，落后的经济与脆弱的统治权威使得人身化的统治形式成为必要。 古
代商业共和国尽管为公民自由的扩大提供了基础， 但在最普遍的意义
上又必须以广泛的奴役为前提。 古代的商业经济由此非但未能使奴隶
制走向衰落，反而带来顽固的财富垄断与社会压迫。斯密在《法学讲座》
中提醒他的听众要跳出西欧自由发展的特殊经验，并鲜明指出，一旦无
法解除人身依附，商业的强大力量的确有可能会导致恶性结果，甚至使
得经济繁荣与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相矛盾。 相比之下，现代西欧国家自
封建 时 代 以来便 几 乎 彻 底 铲 除 了 民 主国 的土 壤———即便 是 现 代 共 和
国，也是几乎依靠寡头行使统治（Smith，1978：226），远途贸易与城市经
济的发展则通过改变财富的分配格局的方式 引 致 封 建 依 附 关系 的崩
溃，清除了地方性的依附关系与武力政治，并促使主权权威遍及全国。
由此， 摆脱了封建枷锁的大型文明化君主国为现代自由创造了关键机
会，这一制度不再为民主制提供政治前提，正因为如此，也不再需要以
奴隶制为其基石。 而在其诞生过程中，立法者为农奴与市民等庶民群体
的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持， 最终借助城市商业的作用将无偏私的
法律推向全国。 在造就文明君主国这一精致的政体时，商业的财富分配
机制经常是最为强大的社会力量，足以让政治权力的地图发生变动。 可
以说，要充分理解斯密笔下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仍必须要深入
其所提示的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社会学意义。
和众多 18 世纪的思想家一样，斯密敏锐地察觉到欧洲商业社会的
兴起对人类自由与幸福生活的重大影响。 英法两国文艺的复兴与繁盛
吸引着邻国的目光， 成为众多民族效仿的对象 （Smith，1980：243）。 的
确，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英国商业进展也许已经是
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时期（Smith，1976a：425）。 但斯密并
不对人类社会的持续改进抱有十足的信心。 在 18 世纪，商业社会的现
实随着欧洲帝国计划的全面展开与殖民体系的扩张向欧洲以外的地区
继续传导，而随之而来的是深深嵌入全球贸易网络的人身依附关系。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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