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上，对其反思或发明某种新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去认识它们的合理性，
认识到其并非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的作品（Werke），是真
正的“我”。借助这种理性认识，原本存在于道德中的主客分裂就可以重
新得到弥合，就像古代伦理中个体与义务彼此交融、相互同一那样。
另一方面，卢梭和康德对于“人服从自己所立的法就是自由”的设
想也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人们在此服从的就是属于“我”的法律。这对于
我们理解现代人为何信任法律秩序来说至关重要：在卢梭看来，服从那
些经“我”同意而颁布的法律，可以避免对特定之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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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在自然状态下服从物时的那种独立和自由。 或者，借用韦伯的说法，现
代法律和制度具有一种“不问对象是谁”的“就事论事性”（Sachlichkeit），可
以帮助广大的市民阶层抵御各种特权、 行政上的任意性和人身依附关
系（韦伯，2010：46），下文将再次触及现代人的这一理念。
总之，与亚里士多德相比，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因为吸纳现代自然
权利和道德反思的要求，满足现代主体自由的权利，而更加突显出理性
认知的一面。在前者那里，“伦理”中的主观面向针对的是如何驯化人的
自然欲望， 虽然同样要诉诸于理性和思虑德性， 但重心并不是理性认
知，而是理性对欲望的支配，或养成欲求服从理性的习惯。也就是说，不
同于现代政治科学对民众理性启蒙的期待， 古代政治哲学更看重对民
众良好习惯的塑造。
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看到， 大多数人即使认识到什么是德性，也
不会按照这种知识去做合乎德性的事情， 因为他们追随的是激情，过
的是趋乐避苦的生活，又因为没有品尝过做高贵之事带来的真正的快
乐，所以更不会对此有所思考。 正是基于此，他要求为知识或理性装备
上强制力，借助好的法律培养好的习惯和伦理。 或许大多数人能够在
服从法律、不断地做合乎德性的事情的过程中，养成对高贵之事的爱
和对可耻之事的恨，即培养出一种亲近德性的习惯，从而不再出于被

9. 卢梭（Rousseau，1979：165）指出 ：“有两种 依附关 系，依附 于事物 来自自 然，依附 于人
来自社会。 依附于事物没有道德性，在任何方式下都无害于自由，也不带来任何恶习。 依附于
人是没有秩序的，所以带来所有的恶习，并且借助它，主人与奴隶相互腐坏。 如果在社会
中存在任何可以弥补这一疾病的手段，那就是以法律来替换人，并以现实的力量武装公
意，使其高于每一特殊意志的行动。 如果民族的法律能够像自然法那样拥有某种稳固性，
以至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征服它，那么依赖于人将再次变成依赖于事物。 ”有关黑格尔对卢
梭的自由理念的继承，可以参见皮平（ Pippin，2008： 121-127）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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