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1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义务的基本条件却是道德主体的内在自由（Kant， 1996： 207-208）。 总
之，在现代思想证成自身的基本原则时，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排除伦
理和习惯的影响。
不过，正如上文所说，黑格尔的理论在这方面似乎是个例外。

三、 伦理的理性化

在使用古代“伦理”概念时，黑格尔直接批评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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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道德主体与义务两相对峙的问题。 道德主体并不直接履行习俗和法
律所要求的那些义务，而是首先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与之关联的各种
动机和兴趣（ Interesse）中超拔出来，从一个超然中立的旁观者角度，借
助他发现的那些普遍法则，去检验各种具体的义务是否真的是道德的。
在这种道德反思面前，义务不再成为“我的”义务，也就是说，对于道德
主体而言，它丧失了那种属己的亲近感、自明性和推动主体去行动的力
量，取而代之的是，义务成为某种外在于我的、可以质疑的、有待进一步
研究的对象。 而与义务相对立的道德主体则凭借理性反思能力凌驾于
这 些 义 务 之 上 ， 占 据 了 一 个“绝 对 的 善 ” 或“应 该 ” 的 视 角（PR §135、
§141）。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主体能够将自己面对的各种义务当作
义务去看待，也很难期待他能够按照义务去采取任何行动。 一边是纯粹
理性、良知、“应该”，一边则是各种不够纯粹的义务、现实，道德反思破
坏了日常生活中各种义务对人们的自明性和属己性， 促使人们疏远乃
至对立于他们所居留的世界。
黑格尔看到，在道德主体的这种反思性操作中，存在着某种矫揉造
作的东西。 道德主体夸大了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道德困惑或
冲突， 甚至乐意去制造一些道德判断上的极限情况或临界值（Gren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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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s）。 对于道德主体来说，这些困惑和冲突似乎证明了公众意见的不
可靠和空虚，这为其跑到公共意见之外发明一些道德理论，然后再回过
7. 黑格尔同时想到的是法国大革命中一轮又一轮的革命和立法工作， 因为在他看来，
康德和费希特的“道德世界观” 实质上是对大革命政治实践的一种哲学表达 （ Hegel, 2018：
§595）。 不过，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黑格尔接受了大革命和道德世界观对主体自由之权
利的主张。
8. 参见下一节引用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 150 节的附释。 从不同的进路出发，
当代现象学传统对康德道德哲学做出了类似的批评（ Gadamer, 1993：364-365；黑尔德 ，
2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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