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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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两个领域都需要书写‘建筑形式的生命史’”(Gillespie, 2000:15-
16)。 家屋模式对理解遥远过去的世俗实践大有启发,譬如在同一地点
持续重建房屋就可视为复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用以把社会群体地方
化,在重建过程中组织亲属一般的关系。
因此, 乔玛丽和吉苏珊侧重家屋中人的实践性的尤其是长期性的
关系,关注人与房屋、家屋与家屋的关系,但她们所据以研究的并不是
真正列氏意义上的“家屋”。 着眼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列维—斯特劳斯当
然不认为考古学对研究家产亲属制有多大的助益; 当他关注家屋拜物
教和克兰舟、渔网、盾等具体物品中包含的家产亲属制时( Lévi鄄Strauss
1987: 160),她们则关注其象征意义(Gillespie, 2000: 48)。 列维—斯特
劳斯注重大人物建构丰功伟绩的机制,而她们则考虑“家屋社会”形成
的条件、“家屋社会的进化”等( Gillespie, 2000: 50-51)。
总体来说,乔洛丝玛丽和吉苏珊试图从方法论和研究取向两方面,
在麦克唐纳和卡詹妮等人之后重新走近列维—斯特劳斯, 并且她们的
确也是最接近的,但囿于英美人类学家的知识背景、学科背景和学术兴
趣与法式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大差别,尤其是有无对历史的兴趣,
比如卡詹妮具有强烈的反历史的个人口味, 因此她们无力涉足所研究
区域的本土文献,尤其是当该区域有自己异于英文的文字时更是如此。
最后,也是囿于英文学界对法文“société à maisons”的翻译想象,又跟列
氏永远地区隔开了。 在吉苏珊等人最后一波努力之后, 列氏意义上的
“家产亲属制”概念在英美人类学界已经大幅消失。
必须提及的是,上述脉络是交错的,并非截然区隔。 比如莱顿脉络
的福克斯参加过“从小屋到王宫”的工作坊,而后现代脉络的卡詹妮和
色伯纳亦是该工作坊的成员;后现代脉络的麦苏姗(Susan McKinnon)参
加过考古学家们召集的讨论会, 该脉络的另一位学者华洛仙娜则莱顿
脉络和考古学家们的讨论会都参加过,是涉足脉络最多的。 除了横向的
联系,西方学术一个优良的传统是充分地关注既有的研究,这使得有关
maison 的既有研究成果得到了相当好的分析和辩论, 它们或多或少都
延续了 1982 年后的非“家产亲属制”的许多因素。
八、家产亲属制与中国研究
海峡两岸的学者受 1995 年出版的《关于家屋》中的后现代路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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