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不是以人类学或民族学为专业的中文译者已经注意到列维—斯特劳斯
用法的深意，不能简单地根据语法结构来对译。 尽管这种译法没有根本
上的改观，但仍然给我们理解该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进而去反
思翻译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
从这些译本中我们看到国内学人不断地从中文的角度调整对该词
的译法，但主流上跟随的仍是英语人类学界的翻译想象。 总的来说，这
些译法都是以“社会”为中心词，涉及整个社会的性质。这是英美人类学
界的主流理解，他们视 maison 概念为对一个具体社会的定性研究。中文
学 界 也 不 例 外 ， 如 何 翠 萍 （ 2013） 把 山 居 载 瓦 人 确 定 为 一 个 house
society；更早，蒋斌（1996：362-364）亦把中国台湾的排湾族视为“一个典
型的 house society”：
列维—斯特劳斯在 1975 年第一次提出“家屋”（house）的
概念。 这个家屋的概念实际上解决了人类学的一个难题。 可以
说，由“家屋”概念形成的“ house society”是从“新几内亚模式”
的思想中形成并进一步发展的东西。
在提出“ house society”时，在象征层次上是有一定意义的。
“ house society”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下面我把自己民族志研究
的例子———排湾族介绍给大家， 因为排湾族基本上是一个很
典型的“ house society”。在排湾族人的观念中，“家屋”就是一个
具有延续性的法人单位。 这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 说 的
“ house society”。
这种观念带给学界的普遍印象是：有的社会是 house society，有的
社会不是。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屋概念可以用来研究某些社会，
不能用来研究另一些社会； 可以用来研究少数民族， 不能用来研究汉
族。 这是一个学术盲点。
如何将家产亲属制概念用于推进中国研究， 如何用中国研究来丰
富它，够得上一个独立而深入的工程。 基于逻辑上的需要，我们在这里
略微提出一些建议，以期继续挖掘这个概念的潜力，同时也推进对中国
事实的理解。 中国研究离不开历史。 若是分析历史，正好是列维—斯特
劳斯所主张的。 他在《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中对涉及中国部分有深
入而广泛的分析（Lévi鄄Strauss，1969： 358-451），到晚年时他已无力在家
产亲属制的视角下触及中国，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不存在家产亲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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