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culture）问题。 在前一封信里，他表达了对于将要离开柏林的担心，认为
自己在柏林对哲学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能无法在其他地方实现； 后一封
信则向李凯尔特发出倡议，希望能在海德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和斯特拉
斯堡大学之间建立哲学联合， 从而在德国西南角营造出一种哲学文化
的氛围（ Frisby，1981：29）。 当然，随着一战的爆发，齐美尔的构想不了了
之，不过从他几次对哲学文化的强调可以看出，影响哲学文化是齐美尔
在现代社会文化悲剧空前加剧的背景下最热衷的事业， 这与他从青年
时期就开始有意背离学术陈规的个人旨趣一脉相承。 8
（二）沙龙里的文化冒险
齐美尔不仅关心别人的精神成长，而且十分在意自己的精神生活，
他对沙龙生活的热衷就体现了这一点。 受齐美尔影响很大的冯泽曾经
不无鄙视地称齐美尔的社会学为“文学沙龙的社会学”，这恰好证明了
沙龙在齐美尔生活中的重要性。 除了参加诗人格尔奥格·斯蒂芬和韦伯
等人举办的沙龙之外，齐美尔和妻子每周也会在自己家里举办沙龙。 他
们的朋友玛格丽特·苏斯曼详尽地描述了沙龙的氛围和特征：沙龙是一
个微型的社会学创造，其中的谈话亲切机智，充满思想性，它的意义在
于培育最精英的个体。 兰德曼同样记述了齐美尔组织的沙龙的精英特
质，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精选的社会”（selected society）。 兰德曼特别提
到，齐美尔对在沙龙上宣读的很多论文都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他更喜
欢讲述自己新的美学反思， 特别是有关他收藏的日本艺术品（Frisby，
1981：19-21）。
弗里斯比（Frisby，1981：20）敏锐地指出，沙龙的生活使齐美尔观察
社会的立足点比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更加抽象和远离现实。 同样值
得注意的是，从兰德曼的记述来看，即使是在这样的沙龙里，齐美尔的
关注点也与众不同，在脱离现实的道路上，齐美尔走得比其他人更远，
也可以说， 他以更激烈的方式与现实决裂了。 齐美尔的沙龙似乎是他
“社交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 思想在现实中的实践。 一方
面，他认为，“社交”是摆脱了具体利益内容的人际交往形式，是最纯粹
的人造社会形式，剥离了其他社会形式利益导向的内容，摒弃了日常生
8. 列文（Levine，1971：xi）认为，齐美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有意挑战学术规范，笔迹学的
研究表明， 齐美尔在当时会同时使用两种笔迹， 一种符合学术规范， 一种纯属个人风
格，但他显然没有特别勉强自己迎合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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