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22年第4期

冒险与现代性

175）。 所以，康德的统一是一种机械的对分离要素的综合，而歌德的统
一是有机的否定任何界限与分离的本质统一。
以此反观，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使用的仍然是一种康德式的认知模
式。 在《货币哲学》的开篇，齐美尔（ Simmel，2011：61）就指明了事实和价值的
二元 （李凌静，2016：152）， 并申明自己要描述和检验货币经济学的前
提，这种对思维前提的探求恰是歌德所反感的。《货币哲学》的分析卷旨
在从生命总体中分离出货币这一客观形式，货币一旦产生，就逐渐脱离
主体需要自成体系，特别是在客体发展速度远超主体吸纳能力之时，它
完全变成了与主体对立的一极。 因此，当齐美尔在综合卷中试图重新将
货币与个体生命综合起来考虑时，他就是将分离要素勉强接合，这种分
析后的综合就像齐美尔对康德的描述一样，“他得到的统一体仍然有分
离 的 痕 迹 ， 将 它 聚 合 起 来 的 接 合 处 依 然 清 晰 看 见 ” （ Simmel，2007：
189），这也是《货币哲学》最终以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为结局的原因之
一。 其实，无论是《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互动形式，还是《货币哲学》研究
的货币，归根到底都是生命表达自身的形式。所以，齐美尔才在《生命直
观》中坦言，自己此前的研究都是以“形式”为重点，而以《生命直观》为
代表的生命哲学则以“生命”为重点。大体上说，在以形式为重点的各项
研究中，齐美尔所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康德式的机械思维，其前
期大部分有关文化的论述也属于这个范畴。 齐美尔彼时的方法以分析
综合为主，亦即他后来所批判的那种拼贴的统一。 文化预设了主客体的
分裂对立， 分析与综合也以各个阶段的彼此分裂为前提：“文化总是一
种综合，但综合不是唯一的、最直接的统一形式，它将元素的分离预设
为自己的起点或相关项。 只有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以分析为标志的时
代，才能在综合里看到最深刻的一面，事实上，精神和世界之间最完整
的形式性关系是两者最原初的、 前分化的一种统一”（Simmel，1997：63）。
当研究从分裂而非原初的统一体开始、 所用的方法以分析—综合为主
导时，它最终必然无法实现绝对有机的统一，陷入文化悲剧或冒险的失
败亦是必然。
与之对应，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哲学》中常常提到的“生命
总体”或“生命”概念与部分文化论述中的“生命” 一样，与《生命直观》中的
“生命”相比，仍属于一种狭义的、相对的生命观念，依然与形式陷于不
可调和的对立冲突之中。 文化要求的主客体和谐因客体的巨大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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