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2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基础；杨开道更倾向于以行政资源相匹配的区为单位，以专门化组织和
专业化人才为依托来达成乡治。 在杨开道看来，区作为一个行政组织，
以外部的资源（经费、助理）为基础，区长可以“利用区组织农民，去训
练农民，造成一个完好的自治”（杨开道，1930g：724）。 梁漱溟与杨开道
的不同可以视为中国自古以来“教”和“养”两种道路的差异：孔孟之下
的儒家知识分子，因为强调“教”的重要性而偏向带有“泛道德主义”的
治理路径（韦政通，1989：175），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便是如此；杨开道对
物资基础的强调则扣合了传统“养”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的意涵。 显然，杨开道还意识到，随着自治事务的增多和交通的便
利，乡民的生活日益突破原来以村庄为边界的时空，以村庄为单位的自
治也应该让位于更大空间的区，“等到十年之后，二十年以后，村的地位
更会低下， 区的地位更会提高”， 至此，“农村单位也自然地慢慢扩大”
（杨开道，1930g）。 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自治单位设定的弹性，就
像历史上乡约之单位的确定与实践是依据特定的民情、 风俗及治理任
务而变化一样， 彼时自治区域的确定和政区的设置也必定要在历史约
定俗成的社会单位以及变动的民情、风俗及治理任务间进行协调。

五、敦风化民：乡约中的领袖引领与制度教化

地方自治的展开离不开地方治理精英———领袖的引导和相应治理
规则的确立。 从某种意义上讲，领袖是规则的肉身，规则则为地方治理
的灵魂。 在汉代，地方的治理有赖于“三老”，他们有着令人信服的道德
品行，虽无正式的行政职务，却有着实际的影响力。“三老”这种官民兼
具的身份较好地弥合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空隙， 其作为道德楷模以一
种柔性的引导方式培植基层中的伦理情谊。 宋代以后，中央控制加强，
士族政治逐渐没落，这些职位只能由一些市井无赖来充任，其中强横者
“恣睢而为奸”，软弱者则“ 阘茸而无能为也”（陈宝良，1993）。 随着乡村
领袖道德感召力的逐渐缺失，“导治”职能缺位，官治不可避免地随之进
一步僵化。 可以说，保甲制度施行愈严密，其所希望发挥的教化功能愈
会成为钳制民众的工具，伦理情谊愈发衰落，而自治精神也愈被压抑。
费孝通（2012）将这一过程称为保甲制度对双轨政治的破坏。
晚清光绪帝逐步开启改革，戊戌的中断使立宪之路在中国夭折。辛
亥之 后 ，清 帝 逊 位，民 国 始 建 ，南 北 暌 隔 ，军阀 混 战 ，民 权 民 治 终 未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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