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真。 对于民国以降民主共和政体未能得以建立的缘由，许多人都归罪于
袁世凯破坏约法以及军阀的竞争掠夺， 而杨开道则从社会结构的角度
来审视中国地方自治何以不得。与孙中山将中国人视为“一盘散沙”、晏
阳初批评中国人“愚穷弱私”不同，杨开道（ 1935）认为中国人是有组织
的， 这些组织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小群”， 而这些“小
群”囿于地方观念的限制不足以成为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 究其原因，
“在于人民只知有家庭而不知有国家，领袖只知有机关而不知有国家”。
与梁启超“造新民”相类似，杨开道也试图将“德先生”请入国内来完成
“造新民”的目标。 杨开道所要造的“新民”是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
“民”，这一“新民”要能知家庭之外的国家，能服务家庭之外的国家，而
这一“新民”的养成则有赖于领袖的引导。
虽然自晚清始，中央即自上而下推动地方社会办新式教育，以推动
“文字下乡”与“新式知识下乡”，但面对整体层面有待振作的精神，显
然仅依凭学校教育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以乡约等传统组织形态为基础
实施教化就被推到前台，杨开道亦试图通过对乡约的“创造性转化”达
致振奋国民精神的目的。
乡约教化的核心是“礼”，但礼的教化实践并非仅依赖于礼仪文本
就能自主完成，而必须依赖于礼仪的“肉身”———德高望重之人———来
实施。杨开道指出，教化主义的起点是高尚领袖，他们不仅拥有“高尚人
格”，且有“一片诚心”和“一腔热血”。 这个领袖与中国传统的士绅有着
微妙的差异：传统的士绅通常具有功名，且年长，知礼仪、通民情，“不
惟为全村思想的中心，有时且能倾动天下，罗致四方学者，领导全国学
术”（杨开道，1931b：52）； 而当时推进地方自治的领袖则缺乏对地方民
情、礼仪这类“地方性知识”的掌握，亦“没有地位，不为社会人民重视，
不能领袖社会思潮，造成风俗习尚”（杨开道，1931b：52）。以杨开道所在
的济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养的“农村领袖”为例，这些人通常只是
二十岁刚出头的师范毕业生，虽有热血却未必有令乡民信服的权威。
杨开道（1930i：4）曾在区分行政领袖、思想领袖及宗教领袖的基础
上指出自治实践对农村领袖的要求，即要“一方面引导群众的进行，一
方面裁制群众的动作”。杨开道认为，在传统的乡约之中，发挥作用的主
要是精神领袖，他们年长德高，常能在无形之中感化邻里村民，实现乡
村教化与秩序的再生产。 然而，伴随着近代以来功利主义对农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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