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4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侵蚀以及士绅的城市化，精神领袖在农村中的作用日趋减弱，真正发挥
作用的“多半是行政领袖，而且是小的行政领袖”（杨开道，1930i：18）。
与思想领袖的间接领导不同，行政领袖的功能发挥是一种直接领导，有
别于思想领袖的“离群独居”，他需要走向民众、融入民众，同时亦需要
通过自身的高大身材、 嘹亮声音、 敏捷动作及善于辞令来证明自己的
“伟大”（杨开道，1930i：10），并通过实干和以身作则来引导村民办理地
方事务。 7
高尚领袖固然重要， 但也需要制度化的方式来将领袖之感召力留
存并传播出去，故领袖与制度之间便具有互相支撑的功用，即“徒法固
不足以自行，徒人也不足以持久，先有领袖，后有法制；先有领袖的提
倡，后有法制的维系，然后才能行之天下，传之后世”（杨开道，2015:84）。
在传统儒家的框架中，导致一个人行为发生的“心灵”机制往往对
道德而非利益及刑罚更为敏感，因此，对于自己的“修身养性”以及对他
人的“ 教化”均有赖于道德楷模的引领，而“最好的政府要依靠道德感召
（moral suasion）。 理想的国家不靠强迫，而是引导。 为政者如风，服庶民
如草，民所服者，是人，而非法”（牟复礼，2009：99）。 显然，杨开道虽然
强调高尚领袖的感化力，但他并不认为其他社会成员都能以此为标杆，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化力需要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维系。 制度
构成了与感化性的情感相辅相成的纽带。 这一点亦可视为杨开道“乡
约—自治” 思想同传统伦理之治的一个重要区别———情感性的感化力
量若没有制度方式的维系，必将无以持续。
制度与人才构成了杨开道“自治—乡约”思想中的一对重要关系。
杨开道自始至终认识到人才之于制度的优先性， 并指出过于倚重制度
而忽视人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关键。在他的分析中，“人才”是制度的
支配性力量，人性的教化与感化比制度的强力要重要得多。 与其他推动
传统伦理的卡里斯玛型权威和伦理情谊的典范者治理不同， 杨开道认
7.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杨开道在对待陆世仪与王阳明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杨
开道在乡约设计中扬陆世仪而抑王阳明， 认为陆世仪的乡约真正体现了乡约的自治与
系统理念；另一方面在担任敦风化民之乡村领袖及乡约实践的问题上，杨开道又责备陆
世仪“善述颇多，理论亦高”，但“从没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真正的贡献”，相反，“只有 王
阳明和曾左胡罗那一批人物”，虽是提倡官治乡约，却将乡约在地方进行了实践。 导致这
一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是，陆世仪更像是一个思想领袖，王阳明等则更像是一个精神领
袖与行政领袖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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