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才与经费的短缺困境将被进一步放大， 因此他坚信，“中国农村自治唯
一的出路，恐怕只有拿区作单位”（杨开道，1930g：723）。
“区”是选区的简称。 清廷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颁布的《城镇
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屯集
等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 为了推动自治，各地的自
治事务所以城镇和乡为基础划分了选区， 在选区中进行选民普查和宣
传地方自治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区”是一个选举单位而非共同体之
单位。 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县和省一层级的自治，但他却延续了以区为单
位的地方行政“实验”制度，“区长作为一区之长，由县政府所任命，他
实质上是县政府的助手”（费正清、 费维恺，1994：388）。 6 或许，“区”的
产生可能源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但杨开道（1929a）却发现，“区”
—
同融经济、医疗、教育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体——乡镇共同社会（rurban
community）———具有同构性。 在这一区域内，“人口的道德、风俗分布与
地理分布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且区域、人口和社会组织之间能够形
成恰切的匹配关系（许仕廉，1930；侯俊丹，2017）。
虽然杨开道意识到以区为单位展开自治能够最大化地应对人才与
经费紧缺的状况，但他也明白，对于乡民而言，村庄始终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自治单位，只是受实际情况掣肘而无法应用于实践之中。 因此，事
实上他是主张一种“区—乡”双轨式的自治格局：区和村，“一个是大单
位，一个是小单位；一个是将来的单位，一个是过去的单位”（杨开道，
1930g：724）。 与自治事务相匹配，大的、面向未来的事情，主要是由区级
的单位来处理；小的、面向过去的事情，则由村庄一级的单位来处理。
同样是讨论地方自治的单位， 梁漱溟则倾向于较区更低一级的乡
和村。 梁漱溟 1933 年在邹平获得县政建设的完整治权后，便对邹平的
行政层级进行了调整，“将从前所划分的七区取消，按地理、习俗等，将
全县划分为 14 乡。 乡以下为自然村庄”（梁漱溟，2005c：473）。 在梁漱溟
的乡村重建过程中，“自然村”成为县域范围内最低一层级的治理单位。
比较后可以发现， 杨开道与梁漱溟在自治单位之选择上有一定差
异：梁漱溟的乡治以教化为主，故倾向于以情谊伦理自生的自然社区为

6. 山西在阎锡山的治理之下是一个“例外”。 阎锡山对山西的治理是“以村为本”，进而
形成“村本政治”，区仅是县与村之间的一个桥梁，每县划为三至六个区，“主要作为警务
和税务的行政当局而发挥作用”（费正清、费维恺，199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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