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6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于， 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事业型组织同以南赣乡约为代表的地方型组
织之间互有不足：事业型组织固然可以团结志趣相投者，但却忽视了那
些非志同道合的地缘人群；地方型组织虽可囊括全体，却又失于强迫。
当杨开道试图借由乡约的组织方式来实现地方自治时， 必然面临地方
整体性参与问题，这亦是事业型组织与地方型组织内在的张力。 显然，
杨开道并不完全认同同样面临此一困境的梁漱溟所采取的“政教合一”
的组织方式，他更强调民众通过“强迫自己”，将个体自由与地方团体合
二为一来实现乡约与地方自治的结合，即他试图在“民权逐渐伸强”的
过程中， 令人民自己强迫自己来解决吕氏乡约对非志同道合的地方人
士的团结困境。 这种“人民的自我强迫”是一种“社会强迫”（社会制裁），
不同于“政府强迫”，它是“人民的义务”，其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
增加个人的自由”，因为“一切的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团体里面的自
由，社会许可（法律）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任意的自由”（杨开道，
1930f）。
综上， 杨开道一方面看到乡约精神与自治精神在圈层结构上的同
构性，另一方面则指出了乡约与自治在精神教化层面共享一套机制，因
此他乐观地认为，乡约制度能在教育民众、振奋精神层面为地方自治的
展开提供条件与支撑。 相较于一般制度移植论者，杨开道不仅强调成功
的制度移植背后一定要有相关民情的培育， 同时亦指明传统乡约的精
神教化机制为舶来之自治制度的在地化实践提供了可能。 然而历史的
复杂性在于，国人之所以在公共治理事务上“不动”，其症结恰恰就在于
乡约背后的教义逻辑，后者令民众忽视自身的权利，不将自己作为一个
拥有和捍卫自身权利的主体。 杨开道与晚清以降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
虽试图融通中西来弥合西方新学、 治理理念同中国学术传统及治理传
统之间的张力，然而其弥合的努力却异常艰难，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局
促的马脚。
四、以乡为界：乡约的空间边界与地方自治的单位设定

乡约作为一种“规定了一定范围内成员在伦理上相互督促和生活
上相互扶持等义务的规范、规约”（寺田浩明，1998:153），它既具有空间
性，又强调治理的规则性。 正是在空间之“划界”与规则之“定约”这两
个维度上，乡约构成了地方自治需要承接的传统：一方面治理者需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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