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诸多争议，以至于吕大防担心因此引来刑祸，专门写信劝吕大钧等将乡
约限定在家学或家仪的范围之内，“以免干政之嫌”（马纯，1988：1849-
1851）。 有意思的是，虽然吕氏兄弟试图避免乡约之实施与政治发生关
联，但乡约这一制度形式之产生恰恰继承了汉代以来“以教育为目的和
手段的政治传统”，所不同的是，“因为民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宋代的
这种教化政治不再完全通过循吏来施行， 而是靠了由乡里和三老这种
有些自治倾向的民间组织来完成”（吴飞，2009：230）。
朱熹后来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进行增损，提出公推年长且有德
的 地 方 贤 士为“约 正 ”，并 辅 之 于学 有 所 长 、品 行 方 正 的 二 人 ，予 以 轮
值。朱熹的努力背后有其对保甲制度“强民之迹”的应对，因为面对当时
日益膨胀的吏治权力，仅仅“在家庭生活中或只在保伍的乡党组织中实
践公众道德是不够的， 更应该在地方社区中设法建立起自发的精神”
（狄百瑞，2016：42）。 如果说朱熹的努力尚是在政府的权力之外尝试继
续保留教化得以施展的空间，那么在明代《南赣乡约》产生之时，政治则
借乡约的组织形态实现了政治与教化的混合。 这种“政教合一”治理模
式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明朝政府将治理重心放到县以上后， 导致基层社
会失序，贫富分化加剧，争讼、为奸等“逾规”之事频发（曹国庆，1997；
王日根，2003；常建华，2003）。
乡约与吏治、教化与政治在明代之后便不再完全隔离。 当政治吸纳
教化之后，教化亦寓于政治之中而发挥作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政
府需要应对治理问题时， 既有的组织体系与思想体系便可能成为它利
用的资源。 乡约与吏治、教化与政治，何为主，何为辅，其结构往往又随
着治理压力而定。 以刘蕺山为例，作为将乡约与保甲合用的一个典型，
他所实行的乡保制度其实有两种，即“保民训要”和“乡保事宜”，前者
以保甲为主，以乡约为辅；后者则以乡约为主，以保甲为辅。以吏治和政
治为主要特征的“保民训要”，其实施主要是为了解决治理的压力：作为
顺天府尹的刘蕺山所辖区位特殊，京师乃帝都所在，五方杂处，治安压
力巨大，加之此时“流贼遍地皆是，清兵出没近畿”，故“保民训要”成为
应对上述治理压力的一种手段，其中吏治的刚性更胜于教化的感召。 到
了崇祯十五年，刘蕺山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所面临的治理压力大大
改善，故其“乡保政策”主要是以“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和
“约备”为手段，强调以教化为主，敦风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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