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0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里什伍制的实施。 当军吏和乡官制度合二为一时，源于军队中的什伍连
坐制度也相应地移植到聚落中来，“原来相保、 相受、 相救与相 赒的聚
落，所重视的德行是孝友睦姻任恤，现在则一变而为猜忌、监视、防范、
告奸，表面上古代聚落的‘联’依然存在，实际已经变质”（杜正胜，2018:
207-208）。 这是“教化”与“政治”的第一次相遇。 遇到政治的教化，虽然
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着教化的空间载体（“联”），但教化所依赖的情谊之
感已经衰落。 这也是杨开道所分析的秦汉时期乡礼教化衰落的关键。
秦汉之后，礼教不仅未能获得补救，反而进一步恶化，这亦与国家
治理版图扩大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有关。 汉代儒生同王权结合的方式是
“以地理统治区域的狭小作为相应的条件和尺度的。 随着王权统治版图
的不断拓展， 由汉代理性官僚制构成的吏治系统已不敷广大基层区域
统治的实际要求”（杨念群，2000a:274）。 在这一结构之下，为政者一方
面赋予郡县之下的地方之人拥有辅佐郡县官吏治理之责， 另一方面则
推进“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治理传统，使得国
家治理在行政正义和行政安全之间更偏重后者 （秦晖，2018:81、214）。
虽然汉武帝改宗儒学，弘扬礼教，但不过是在儒表法里的结构之上令儒
与法的逻辑各有分工罢了。隋朝以后普遍实施的“回避制度”，破坏了汉
代刑名吏治的古典法则；同时，它令地方社会衍生出一些基层组织来连
接地方士绅与地方官员。 宋朝的乡约便是在这个结构之下产生的，它试
图在中央权力向下渗透的过程中，为“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共
同体提供道德的依据”（汪晖，2008:285）。
《吕氏乡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王安石保甲制度之官办性
而兴起的。 虽然《吕氏乡约》与王安石之新法都是以《周礼》为源，但其
旨趣迥异：“乡约为民众的工作，新法为政府的工作，乡约自下而上，新
法自上而下， 乡约以一乡为单位， 新法以全国为单位”（杨开道，2015：
30）。 当王安石的新法在全国推行之时，其吏治色彩不免令邻里乡党的
关系随之松散，而吕氏兄弟建立乡约乃是要“以契约的方式使儒教伦理
极其自然地融入社会基层组织， 进而使之成为人际关系聚散的精神源
泉”（杨念群，2000a：270）。 仅从《吕氏乡约》的实践本身来看，教化性质
的乡约试图与政治划清界限。吕氏兄弟倡议乡约，本是善举，然“今不幸
3
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 吕氏兄弟的这种自发组织引发了
3. 参见《吕大钧答刘平叔》，转引自牛铭实，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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