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也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乡村社会的凋敝与颓废，经济破产与社会治理
的失序令他感慨农村社会“衰落已达极点”（杨开道，1927a）。 因此，他提
出，要通过“农村自治”来实现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 虽然杨开道受
到西学，尤其是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影响，认为自治是地方治理与国家发
展的关键，但他亦认识到，这种外来的“自治”理念要在中国农村落地生
根，就必须同中国的传统组织发生关联。 杨开道的努力在于试图对中国
的乡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以促进全国业已展开的农村自治工作。
（一）农村自治：舶来的理念与在地的实践
自西学东渐之始，自治与民权便在中国获得了众多信徒，尤其是晚
清的士儒将这一思想同清初以降今文经的“讥世卿”传统及“不拘一格
降人才”的人才观相结合后，自治理念更是在士儒群体中获得了广泛的
1
认同。 同治中兴的理论家之一冯桂芬就曾提出一种以民众选举的新方
式来选拔地方长官的制度设计。需要清楚的是，“自治”在清末被不同政
见的群体寄予了不同的期望，也因而塑造了“自治”的多样性面孔：对于
中央政府和维新派而言，它是去除弊制、“通”上下之情的改革方案；对
于地方政治势力而言， 它只是中央无力挽救危机而做出的一种自保性
反应；对于革命派而言，它则是瓦解清政府统治的良方（干春松，2015:
244）。 晚清政府为了延续其政权，效仿日本推动地方自治。 与日本明治
初期的地方自治旨在“创造一种地方行政的、现代的、集权的和合理化
的形式”，以“使日本加强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环境”相似，清廷的自治
改革也不是代议制和民权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而是要借此改革“明确正
规的官僚界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即“让前者控制一切实
质性的职能，而只把余下的公务交给后者”（孔飞力，1990：222-223）。虽
然杨开道在梳理现代中国农村自治发展的路径时， 认为其中一条便是

1. 从词源学的角度 来看，“自 治”一词虽中国 古已有之，但多 为个体 自律之 意（安建增，
2015:31），而无近代民权民治之意。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柳诒徵，在 分析传 统乡约 时皆使
用过“自谋”一词，与之相对，梁济在《敬告世人书》中批评民国政情与民风时亦使用“诡
谋”一词，其中“谋”与“治”之关联与区别亦是值得探究的议题。 在同时使用“谋”与“治”
之文本中，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归国后所提交的奏折无疑是重要者之一。 奏折称，“考各
国之强，莫不原于 地方自 治，夫设 官 本 以 为 民 ，而 有时 官 为 代 谋 ，转 不 若 民 之 自 谋 为 得
者，是以必区官治、自治，相辅而行，然后治化日进”。 其中，在民权民治的意义 上，自谋
与自治并无明显之分歧，只是当治理者“谋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其群者”时，这种“谋”便被
时人称为“诡谋”（吴趼人，2019:174）。

· 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