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4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或村治）真能够实施全国，一定要对于中外古今的乡治，有一种明确的
了解，系统的研究”。 有鉴于此，杨开道（1931a，1930b）一方面介绍法、
英、美的农村自治，另一方面则回溯中国自治的历史，将外来的自治理
念与本土的乡约传统进行糅合，以期在秩序紊乱、群情不安的时代实现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序推进。 然而，西学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内在张力却
使得杨开道不得不面对近代以来诸多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道出于二”
——新学与旧学、科学与伦理———的思想困境（罗志田，2014；王 汎 森，
—
2014）。 无论是杨开道对乡约传统的反思、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工作的批
评， 还是其自身在清河试验区的治理实践， 无不透露出其在新学与旧
学、科学与伦理这“两列对开的火车”间调和的努力。
既然对于杨开道而言，乡约研究仅是其探求立秩序、安群情的地方
自治的一个切入口，那么，我们对其乡约研究的探究就不能只停留在文
本以及对中国历史上乡约实践的简单回溯， 而必须深入其背后的学术
传统以及当时业已展开的地方自治实践， 将学术史的阐释与社会史的
解析进行融通。 唯有如此，才能洞悉其乡约研究的初衷与内在逻辑以及
中国社会学自身的“上识国体、下察民情”的品格（应星、周飞舟、渠敬
东，2011:11）。 综上，本文试图沿着贯穿杨开道整个研究的“农村自治”
议题，解析他所关心的“自治”与“乡约”的关系，在探究“乡”和“约”两
个概念之社会史的基础上， 探讨杨开道乡约研究背后的地方自治关怀
及其在“借乡约以达自治”的传统转化路径中存在的内在困境。
二、农村自治：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

1918 年 11 月，梁漱溟之父梁济投湖殉清。 与殉清行为相比，其生前
所撰写的遗书则更是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震惊。 梁济声称，其殉清并不
只是 “殉清”，而是为了让活着的民国人守“民国之道”。 在他看来，中华
民国虽号称“民国”，却未尽“民国之意”：“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
义，自上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民国当局与政客
提倡诡谋，贱弃正义，遂至非奸险邪曲无以自存，而国基已危”（梁济，
1994：424）。 虽然梁济“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
救济社会的堕落”（陈独秀，1987:248），令民国人守民国之道，将民国所
宣扬之民权、民生理念予以贯彻落实，然而，民国的政情与民情并未因
梁济的自杀而被撼动。 十年过去，当杨开道从美国学成归国，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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