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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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4
一、 引言：民国社会学家的“内在转向”与思想史研究的再探索
民国年间， 中国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研究的
“内在转向”，即在海外接受系统社会学、人类学训练的他们在依凭其所
学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奠定其学术名声的研究后，转向对中国传统/历史
及深层次社会结构的思考。 该转向意味着这批学者在第一个阶段依凭
学科化视角从“外部”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之后，转向从历史/传统及内
在结构的“内部”视角来解析中国社会。 其中，典型者有杨开道及其《中
国乡约制度》，费孝通及其《皇权与绅权》和《乡土中国》等。 伴随着“内
在转向”的发生，这批学者完成了从“早熟”向“成熟”的转型。
民国社会学家的“内在转向”并非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持有偏好，
而是源自他们对当时现实的关照。 他们对于历史的关注，本质上是因为
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既受当时内外环境的钳制， 同时亦受中国
历史/传统的影响，只有在历史传统与现实结构所构成的纵横脉络中才
能够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诸多现象。 相应地，只有促使中国的传
统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晚清以降各种“师夷长技”的改革方案才可能
真正实施。
杨开道作为这批具有“内在转向”特征的学者之一，早年曾在南京
高等师范学习农科，此后赴美国学习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 获得博
士学位后回国的他不仅将美国社会学中农村 社区 研 究 的 传 统 引 入 中
国， 推动对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而且将美国的农村生活运动引入中
国，提出以“农村自治”为核心思想的农村建设运动纲领（渠敬东，2009；
阎书钦，2013）。 如果仅停留在上述工作，杨开道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改
造仍只是外部视角， 只有当他的关注从西方自治理论及其社会建设运
动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及历史上的乡约实践时， 他才完成了自身的内在
转向，进而为当时业已开展的地方自治寻求一种传统的接续与沿承。
乡约制度是以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瓦解为前提而产生的一种社
会体制， 它与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汪晖，2008:
287），但乡约制度之精神及其功用却并未因帝制的解体而消逝。 杨开道
对乡约的探究即试图在历史遗产和“活的历史”的基础上，为当时国家
治理的实践困境探寻出路。 正是因为这种面向当下与未来的研究取向，
杨开道（1931a：11）并没有陷入历史的怀旧之中，而是意识到“要想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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