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8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国家整体呈四分五裂之状。 杨开道的担忧既有长久以来帝国惧怕分裂
之“大国包袱”的主观因素，亦有辛亥以降各省宣布联省自治以架空中
央及此后各省军阀割据混战的客观顾虑。 正是面对这种“帝国治理的规
模困境”（周雪光，2017），杨开道在自治理念的坚持上呈现出摇摆性：他
在比较法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农村自治与英美农村的完全自治后认为，
对于民智闭塞、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法国式“集权力于村长一身”的自
治模式比权力操在议会手中的英美完全自治模式更适合于中国国情。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官治不仅有其功用，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军
政时期以后，宪政时期以前，主张要有一个训政时期，就是由政府引导
人民自治，人民试行自治的一个时期”（杨开道，1930d）。
自治的实现一定要有民众相应的智识与公民意识作为基础， 要民
众自身有自治的内在需求及自治的能力。 在缺乏这种意识和能力的情
况下，贸然地让民众自治，其结果终将是由社会中的强者来治理。因此，
杨开道一方面给训政阶段的官治留足空间， 认为官治是一种过渡阶段
的必要制度； 另一方面亦强调官治的权宜性，“不要忘记官治的目的是
为自治，训政的目的是为宪政”（杨开道，1930d）。
杨开道对自治与官治关系的洞见， 并不在于其对自治条件性及官
治权宜性的分析，而在于他看到自治与官治的非对立性及其可转化性。
他认为，“自动的他面是不动”， 即自治的对立面不是官治， 而是无治
理。 当外来建设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乡建派知识分子）进入乡村，
鼓动乡民自治时，乡民并不是必然地朝建设者所预期的自治方向发展，
因为在“没有觉悟之前，他们丝毫不会动的”（杨开道，1930d）。梁漱溟之
“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乡村不动”困境的核心亦在于乡民“不动”的行为
逻辑并不会因官治的退场而自然地转向自治。
晚清以降，中国所面临的国族危机使国人普遍意识到，旧时“只知
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的状态必须发生改
变 （梁启超，2014:85-87）。 而在具体的改变方案中，杨开道（1930d）如其
同时代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官治虽然是被动的，然而总是动的，
总比不动好。 由不动而被动，由被动而自动，也许是一条比较容易行走
的路”。 由此看来，官治并不是自治的对立面，相反，它孕育了自治的可
能，因为它首先使乡民动起来了。 然而，杨开道并没有深入阐述官治何
以转向自治。 其实，早在清末，梁启超（2008a）在其《论政府与人民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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