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舍弃了个人式的修养与学校式的训练，而更青睐于“团体的劝勉”，即“利
用领袖的刺激，提醒我们的思想，社会的空气，裁制我们的行为，那就是
乡约制度的微意”（杨开道，1931a：4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开道赋予了
传统乡约以现代自治意涵。 杨开道试图用乡约制度中的“教化”来振作国
民精神，进而推动地方自治，但若细究，则可以发现他所强调的“教化”同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教化”存在一定差异。 梁漱溟的教化更多地是针
对乡村的伦理解体，试图通过乡学与村学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方式
来实现对农民伦理的引导， 而杨开道的教化所要解决的并不是一般性
的伦理引导问题，而是要养成一种与国家及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人格。 正
因如此，杨开道强调教育所要实现的不只是普通知识的习得，更为关键
的是，它是实现农民完整人格养成以及社会团结达成的基础，前者需要
教育引导人格的保全（杨开道，1936），后者则要求教育令农民产生一种
共同体的观念和社会团结的基础 （杨开道，1930e）。 健全的人格与共同
体的观念恰恰是地方自治的内在需要。
对于乡约与民治及自治的关系，与杨开道一样试图以乡约来达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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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梁漱溟亦有类似的认知。 在他们那里，乡约并不是一个“复古”的工
具，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阶梯，因此传统的乡约在面对新的环境时必须
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林毓生，2011）。 如果说梁漱溟是从伦理的角度出
发，强调对传统乡约要进行改造，即“一为由消极转为积极，二为由重个
人改为重社会”（梁漱溟，2005b：735），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乡约”，那
么，杨开道则是试图从生态组织系统的角度出发，强调社学、保甲、社仓
与乡约的“四位一体”———社学成小学，保甲成自卫，社仓调节粮食合作，
乡约则在于教育民众和振作精神。 杨开道在对历代的乡约思想进行分
析后，一方面对传统乡约中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单独发展的思想体系
予以了批评，另一方面则认为以《图书编》为代表的“乡约、保甲、社仓、
社学分工合作”思想以及以吕新吾为代表的“乡约和保甲为主、社仓和
社学为辅”的理论都存在不足，应该以陆世仪“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
仓、社学为目而实”的思想作为基础来推动民国的地方自治。
（三）同构的圈层结构：乡约与自治的融通之基
梁启超（2008b：49）在 1900 年曾写信给康有为，劝其承认中国的国

4. 梁漱溟（2005a：89）并不认为他所做的民治就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治，他认为，“所谓平等
与自由，实出于各自争求个人本性权利而不肯放松，以成之均势及互为不侵犯之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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