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5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者之区别远不及时人所描述的那般水火不容。 康氏提倡地方自治，首先
是“希望从传统的制度资源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自治体制的可能性”
（干春松，2015:237）， 然而这一传统并不是旧有的乡约等乡治组织，而
是晚清在平定地方叛乱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团练和“同人局”等组织。 依
据康有为的地方自治设计，它需要令既有的团练和“同人局”等组织由
国家建制变为民间建制。 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认为建设现代国家则必
须建立超越旧有囿于血缘及乡土情结的社会组织， 因为在国族面临危
机的情况下，“当要求国民紧急向国家的最高主体凝聚时， 唯有舍弃这
种被乡土及血缘所决定的差等爱，打破因乡土及血缘所构成的小团体，
将所有国民从这些旧藩篱中解散出来， 以新的方式再加入全国性的大
社群中”（王 汎森，2012:233）。 章太炎洞察到以血缘和乡土情结等特殊
主义行为模式为基础所形成的“小群”同建立在普遍主义行为模式基础
上的“大群”存在内在的张力。 在他看来，“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
群之母也”（章太炎，1981:3）。 换言之，基于血缘、乡土情结所构成的亲
族团体不仅不能转化成现代的法团，并奠定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相反
会阻碍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因此，“中国人唯有能从旧的亲族团体（小
群）中解放出来成为‘大独’，方有可能达到全中国的‘大群’”（王 汎 森，
2012:234）。
其实，梁启超早在流亡之前就认识到中国人的性格存在逆来顺受和
退隐人生观的致命弱点，只是后来他才意识到儒教的“仁”这一孕育其礼
制要义的精神与西方文明“义”之间存在的差异：“‘义’的价值观注重
我，我不害人，亦不许人害我；相反，‘仁’过分地倾向于强调人与人之间
和谐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自身行为的权利和利益”（张灏，1997：140）。 杨
开道（ 1930f）虽然也意识到“自由”与“权益”的相对性以及“社会权利”先
于“个体权利”，但他似乎并未在康有为、章太炎及梁启超等人所开启的
学术传统中推进其思想。 他更为关心的是乡约与自治如何沟通的问题。
在比较作为民治胚胎的吕氏乡约与具有官治色彩的南赣乡约后， 杨开
道（2015：111）指出，“吕氏乡约是一个自由的组织，局部的组织，南赣乡
约便是一个强迫的组织，全村的组织”。 换言之，吕氏乡约作为一个事业
型的社会组织，它是“以具体的某项工作为依据，同情者即可加入，也有
离开的自由”；与之不同，南赣乡约则是地方型组织，它“以居住地为标
准，凡当地人民自然属于该组织”（魏文一，2017）。 杨开道面临的难题在

·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