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8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道，2015:84）。 但这种感化的波浪如同水波的外展和电流的四射，它向
外推展时，必然伴随水波与电流的力量减弱，当水尽电穷之时，也是感
召力穷尽之处。 有鉴于此，乡约要发挥其功用，必然需要限定在一个有
效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之内，道德情操高尚者之权威所散发出来的感
化力量才足以波及辖区内的所有成员。
吕氏乡约作为“与乡党日常生活有关的平民教育的一种模式”，“是
在个人关系网或亲人关系之外的社团中推动 基 本 儒 学 信 念 的实 际 办
法”（狄百瑞，2016：42），它是理学所推崇的儒家礼制走向世俗生活的实
践。在此过程中，“上层士人以及儒家经典的思想和规则，以及历史和传
统，变成了民众活动的习惯以及宗族共同生活和交往的规则”（葛兆光，
2019:241）。 就此而言，在唐宋均田制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租庸调制向两
税法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乡约， 其重要的治理意图便是在乡里制度衰落
之时，地方士绅试图在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政治之外，构建一种以地方
社区为基础的“德治”秩序。 乡约所推行的道德教化是从家庭伦理中推
演出来的，这种建立在父子、兄弟、夫妻、主仆等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在
向家庭之外推演时，主要停留在乡党族群内部。 这种建立在私人特殊主
义关系之上的伦理在向外推行时自然有其边界。 正如费孝通（1998）所
讲，地缘是血缘关系的投射，而血缘有亲疏远近，地缘自然也是如此。这
种血缘地缘关系扩散的边界亦即特定乡约组织的边界。
蓝田之《吕氏乡约》作为乡约制度化的源头，其“约”之空间单位为
何甚是值得讨论。 杨开道（2015:69）认为，《吕氏乡约》是“以乡为单位，
而不是以县为单位”，然而他却并未深入陈述此一判断得来的依据。 与
之不同， 朱鸿林则认为， 蓝田吕氏乡约在实行之初并没有确定的边界
性，也未涉及明确的地理范围。 在他看来，乡约具有明确的地理意涵主
要是在明代以后，而且在不同地方的乡约中，“乡”之范围也是大小不一
的：“有的以一个行政性质的里作为单位而包含若干个自然村落在内，
有的则以一个地大人众的自然村（甚至乡镇）为单位而包含若干行政村
性质的里在内”（朱鸿林，2015：353）。
将具体的治理单位同乡约相结合在明代变得常见且稳定。 在明蔚
州尹畊所著的《乡约》一书中，开篇即指出乡约之“乡”的界定：乡不必依
古制而循“五州十连之广”，但亦有一定的治理范围，即“以地则有互武，
以社则有枌榆，以俗则有君子，以人则有郑公”（尹畊，1985：1）。 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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