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社会》2022年第4期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乡约与保甲、教化与政治的关系在王安石之后就开始走向融合，乡约
保甲制的实施将乡约纳入保甲之中，它一方面扩大了乡约的实施范围，但
另一方面却又弱化了乡约的感召力 ， 这 便 构成 了 乡约发 展 的一 个 悖
—
论——被吸纳进保甲中的乡约，其感召力却因实施范围的拓展而减弱。 对
此，受时代之自由民权风气影响的杨开道，一方面为乡约民权精神的衰败
而感到惋惜，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民权民治的条件性以及官治在特定
条件下的必要性，即在“过渡时期，专制政治已经打倒，民主政治还未实
现，一定要有一种官治来训练人民，树立自治的基础”（杨开道，1930d：13）。
虽然有民权、民治的情结，但杨开道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民权主义
者。他一方面“将自治希望寄托于民众，希望中国能复兴乡约传统，建设
村民参与、人人共享的自治组织”（马威，2009），但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意
识到，如果没有统一的官治作为基础，自治的发展必将导致地方各自为
政，并可能演化为割据的状态。 民国的治理实践表明，官治的优势只在
特定的范围之内，其权力扩张也必须限定在特定时期与特定条件，一旦
训政阶段的任务结束，政府就应该迅速转向宪政阶段，还权于民。
（二）精神教化：乡约与自治的融通之道
在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有一部分人曾反思了民国以来所引入的
西方地方自治模式。 柳诒徵（2013：139）在其《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一
文中即指出，中国传统之人民“自谋”，“其形式虽与近世各国所谓地方
自治者不侔，然欲导吾民以中国之习惯渐趋于西方之法治，非徒此参其
消息，不能得适当之导线也”。 柳诒徵等人虽意识到舶来的自治理念若
不能接续在中国的乡治传统之上， 则势必无法获得国人的认同并取得
预期的目的，但究竟如何接续，如何推动，并未展开。杨开道对乡约的研
究则可谓是对从传统乡治转向现代自治的一种探索。
乡约之所以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并为自治提供基础与条件，一方
面是因为广义的乡约与地方自治在内容体系上具有一致性，即保甲严密
组织，乡约倡导道德，里社代表宗教，社学繁盛教育，社仓代表经济，而
“现在的自治制度，里面所包含的事业，也只是这几种，不过名称上稍为
现代化而已”（杨开道，1931a：11）。 更为关键的是，乡约能为自治的发展
提供相应的精神基础。 如果说英国之自治有宗教作为孕育与发展的精神
基础，那么中国若要孕育自治，则需要培育相应的精神基础。 杨开道的解
决之策是从中国传统的教化入手，培育道德与精神，而在教化之中，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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