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7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如果舶来的自治理念和自上而下的自治章程不能同农村的社会结
构发生关联，扎根到农村社会之中，则必定只能是空中楼阁；且村庄中
既有的“小共同体本位”之组织若只局限于地方社会，无法实现从小团
体到大团体的过渡与延展，亦不能令地方自治获得有效实践。 因此杨开
道指出，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对地方“小共同体本位”的组织进行改造，使
“小团”成为“大团”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而这种改造之所以具有可
能性，是因为“小团”与“大团”本身具有内在关联。 杨开道对村庄中地
方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既受到了自康有为、 梁启超以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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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大团” 关系论的影响， 也受到了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和（R.Virchow）
及孙中山“细胞国家学说”的影响，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公民与组织
则构成了国家有机体的“细胞”。 杨开道强调，国家之“大团”的宪政与
自治若要实现，必不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制度设置，而必须由地方社会的
“小团”为之进行训练，敦风化俗，使民众自治的惯习得以养成。
（二）自治与官治：并非对立的差异
自治作为舶来的理念，内在地强调与官治的某种对立性，这与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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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产生地——欧洲———近代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关。 受西
方自治理念的影响，杨开道强调，自治的关键在于官治的退场，并将自
治区域内的治理事务交由民众来自主决定、自主完成。 在他看来，自治
贵在自动，只有民众自己出钱、自己主张，才能形成适合地方情形的自
治；相 反 ，人 民 如何 编 制 、区 域如何 划 分 、公 所 如 何 组 织 、长 副 如 何 选
派、经费如何支配，这些事务若都由政府规定，那么自治终将无法实现。
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大共同体本位”，高举“自治乃兴民权”旗帜
的杨开道。然而，很快我们又看到了他对官治的青睐。杨开道意识到，中
国广土众民，疆域广袤，加之各地的风土民俗差异巨大，要想有效治理，
则政府必定要予以地方社会更多的自治权；但同时，也恰恰是因为各地
民情风俗各异，若没有统一的官治作基础，则必定致使地方各自分裂，

2. 康有为（2007：275）在考察德国乡邑自治制度时曾指出，德国“乡上于县邑，由县邑乃
上于州郡，村长之上有 邑长。 而德制以 大团包小团，而小团之 中皆有 独立之 权、生活之
体，尤得古者封建之意，而助民人发扬之力也，于中国俗为近”。 在康有为看来，大团之下
划分小团，开化民智，发扬民力，便可能实现清明政治。 同样，梁启超（1999:1714）面对民
智未开的局面，亦认为要行宪政必先要举办地方自治，要“使人民在小团体中，为政治之
练习，能唤起其对于政治之兴味，而养成其行于政治上之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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