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22年第4期

冒险与现代性

自尼采以来兴起的生命概念逐渐在各个领域渗透， 为各个领域带来统
一，各种固化的形式又被重新拉回生命之流。 战争会“让外在现实给予
内在必然性以更多的空间和明晰性，逼迫人们做出决断，决定他是否希
望不惜一切保持思想生活的旧轨道， 还是有勇气在新的生命领域内寻
求新道路，或者他可能会进行更危险的尝试：将原来的生命价值从已经
崩溃的形式中解救出来， 让它们在新的生命之中延续”（ Simmel，1997：
96）。 当然，战争对文化悲剧的缓解是暂时的，冒险的道路只是通过战争
得以一时疏通，直到 1916 年齐美尔（Simmel，1997：100）依然保持这一悲
观的看法：“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会从所有文化的这
种悲剧和长期危机中逃脱。 但是，对一个特定的时代而言，它的进程会
缓慢，强度会缓和”。
战争对相对生命的过度崇尚好像又有可能导向另一种文化冒险的
失败。 当形式与生命的矛盾加剧到一定程度时， 生命开始拒斥一切形
式，想要摆脱所有形式直接倾泻而出，传统的程序、技术、准则都被视为
对生命的限制扭曲。 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知识领域的实用主义、宗教
领域的神秘主义等都表现出了这种共同趋势，即拒绝被任何形式包含，
纯粹以生命表达生命。 5 这场生命对形式的反击运动使得“形式面对生
命失去了它的独立性”（Simmel，1997：82），大量作品缺乏独立的意义和
价值，仿佛仍然处在生命的流动中，失去了逸出生命而自成一体的激烈
趋向， 这样一来就无法实现冒险独有的形式特征和文化主客体融合的
意义。 不过，由于长期受客观文化的过度宰制，暂时抛弃一切形式对缓
解文化悲剧大有裨益，而且齐美尔十分清楚这样的情形不会持久，生命
一经表达，最终必然要成为客观形式，陷入与生命的冲突之中。所以，齐
美尔并没有特别指出这一趋势对主观文化发展的冲击，当 1918 年齐美
尔明确转向“绝对生命”概念、一改悲观论调时，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都迎刃而解。
在文化冒险失败的时代， 要么客观文化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成一
个完全外在于精神生命的庞大体系，成为生命的偶然；要么精神生命摒
弃形式，彻底陷入自身的内在流动之中，不再生成具有独立意义和逸出
生命的客观形式。 就像齐美尔所说的老年人一样，他要么以一种与本质

5. 这一趋势在 1916 年《文化形式的变化》（the Change in Culture Forms）和 1918 年《现代
文化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Modern Culture）两篇文章中都有所体现（Simme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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