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社会》2022年第3期

房屋之外：嘉绒藏区房名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生活

刑罚中，与杀人抵命、伤人命价等一起的还有一项“查抄填户”，指“犯
人被处刑罚之后，没收财产，房门贴上封条，由土司指派他人填补门户，
继续使用犯人那份财产，承担当差赋税义务。 填户来源首先是犯人的亲
属， 无 亲 属 的指定 他 人 填 户 ”（四 川 省 马 尔 康 县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
1995：462）。 与房屋、土地的绑定成为属民们的软肋，因而使人丧失房名
及名下田产房屋的“查抄填户”成为最具威慑的刑罚之一。可以说，在土
司治下的封建等级社会，以房屋为中心的房名与门户，既是困住人身自
由的枷锁，也是获取物质来源和社会意义的合法之道，“查抄填户”是对
物质与意义的双重剥夺。
透过房名，我们似乎能窥见户籍制度源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图，
即以“耕战”为统治的核心目的，使分散的人口服从于标准化和清晰化
的政治安排，这种安排尤以徭役、兵役沉重为特点，故名“耕战”（李治
安，2018）。 围绕房名实施的征粮支差以及因土头之间的频繁争斗而施
加在每户男丁身上的兵役， 都说明房名的政治逻辑与商鞅变法中编户
齐民的初衷有相通之处。
如果认同房名与古代户籍制度在目的上的类比， 那么我们还需要
注意到，除了使庶民成为房产土地的附庸，商鞅建立的户籍制度有一个
重要的步骤是将原来的大家族拆分成小家庭。 彼时兄弟与父母同居较
为普遍（瞿同祖，2007：3），分户令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 倍其赋”
的规定， 就达到了通过增加家户数量来增加政府赋税的目的 （李磊，
2019）， 同时避免了以大家族为单位进行集体劳动出现的搭便车现象
（高士荣，2013）。 以上已经反复论证了土头如何通过划分土地、分配房
屋， 将义务与权利单元限定在一个房名及其名下的家户内， 从而实现
“分房而治”的相似企图，达到固定属民、精准控制劳力与兵力的目的。
土司治下的法令也许并未规定一处房屋中后代人数增加就必须分家，
但在效果上， 同一个屋檐下累世而居的亲属血缘体在一定时间后必然
会分裂为一个个小家庭。 这至少是土司乐于看到的结果。

四、房屋之外的互助：家户、家系与村落共同体

房名的治术是以房屋为单位将一揽子义务在家户之间进行自上而
下的分配， 并以承认名号的方式让房名变成权利的合法来源和作为文
化补偿的象征资本。不过，“分房而治”的政治逻辑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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