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5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学所限，甚至比从前更加自信和有活力。
边城艾滋治理的井然秩序其实是边缘实践“浸润”过后的结果。 草
根同伴组织完成了边城艾滋治理中最关键的“近身肉搏”工作，帮助不
断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平稳地进入现代医学体系之中。 草根同伴组织
缓和了官方人员可能产生的对“弱势群体”之同情和对“污染者”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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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区隔间的矛盾， 因为最细致和最充满道德张力的现场工作已经由
同伴小组完成了，他们只需要与同伴小组交接工作，执行更加程序性的
事务即可。 也难怪黎主任会认为社会组织让感染者群体从“一盘散沙”
变成了“有机团结”，尽管他并不理解概念背后的学术脉络，但这个比喻
生动地描绘了众多个体感染者逐渐成为一个可控的治理对象群体的现
实情况。 通过给予同伴小组以充分的自主活动空间，黎主任推动了边城
的艾滋治理体系与全球接轨，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这不仅满足了关
怀弱势群体及吸纳边缘力量参与治理的道德呼吁， 更以最大化效益达
成了规范化控制的目标。
回顾这一段“做艾滋病”的岁月，不管是政府治理体系还是民间的
公益组织，似乎都被一种中心规范式的道德逻辑所主导，即将一个例外
的人群导入医学体制之中，在延长了生命的同时，又对感染者进行医学
的监控与规训以保障社会安全。 强大的行政能力的确发挥了强力的推
动作用，地方的快速动员机制可以在紧急状态中开展大筛查，尽可能地
将所有被治理者都纳入监控之中， 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企及
的，尤其是那些严重遭受疫情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而边城相较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 中心体制之外的
边缘力量也密切参与着规范化治理，甚至内嵌到了治理进程中，发挥着
枢纽的作用。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边缘实践略显暧昧，表面上
遵从着人道主义愿景， 实际上也可能是在为国家或国际上的医学监控
服务 （Lakoff，2010： 75）。 其实， 不管是跨国民间组织还是本土社会组
27. 对于许多感染者来说，这种同情其表、“贱斥”其里的姿态对他们伤害反而更大。 黎
主任是个例外，常年从事艾滋病 防治工 作让他 和感染 者几乎“打成一 片”，但黎主 任对
于同伴小组及感染者仍带有一种同情、施舍的道德姿态。 这既是过去干部对群众落后
与苦难 状态的 同情的 延续， 也 受到国 际艾滋 病防治理 念对弱 势 群 体 的 同 情 姿 态 之 影
响，更包括在常年工作接触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朴素的（虽然可能仍是居高临下的）
同情。 这或许就是黎主任在各种项目活动现场与感染者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老熟人”
关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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