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代， 边城的艾滋病疫情整体上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感染者大多都已经
“上药”。但艾滋病防治工作仍然是当下的重要任务，仍以各种流行病学
的统计数据为治理成效的准绳。 29 近年来， 随着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平
稳，在例外紧急状态中发动起来的“做艾滋病”成了惯例性的安排。 30 但
常规治理程序仍以抽血检测、医学规训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
以边缘自居的别样尝试无疑更具有针对性。 然而，公益组织似乎也正
面临被固化的控制框架逐渐抽空本质的风险。
尽管外部体制环境不断变化， 同伴小组在当下仍然试图带动边城
感染者在“活下去”之后进一步尝试“积极生活”（ positive living）。“积极
生活”是在抗病毒治疗普及之后，全球艾滋治理提出的一个新的潮流标
语，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个口号被限制在医学规训里，试图按照模板将
感 染者 塑 造 成 被 疾 病 与 治 疗 限 定 的 生 物 性 存 在 样 式 （ Benton，et al.，
2017）。 不过，我在边城观察到的情况是，感染者首先面对的是活下来的
问题，只有在活下来之后，才会进一步考虑怎么活的问题。 而在帮助同
伴活下来的过程中建立起的情感羁绊与认同， 又给了感染者们一起摸
索实现积极生活的具体可能性。 全球第一代艾滋病存活者以他们的生
命与生活为载体，从边缘位置出发探索新生活的“全球实验”，正是人类
学可以继续跟进的领域（方洪鑫，2020）。

六、闭合与开启：身处当代世界的被治理者们

当医学已经“内嵌”到日常生活，现代人的身体会如何受到医学目
光的凝视？“国家—社会”如何依循人口分类形成不同形貌的治理方式，
“被治疗/治理者”又将如何“委身相向”或“身不由己”？ 医疗作为一种规
训和生产身体与生命的知识技术，是现代性经验得以形成、现代社会生
活得以展开的关键场域之一。 边城 30 年的艾滋治理历程集中展现了针
对一个例外人口的生命规制过程， 其中治理者及被治理者的道德实践
令人颇有启发。
20 世纪 80 年代， 从缅北流动进来的毒品造成了边城的艾滋病疫
情， 这可以看作由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苦难与道德不确定性的具体表

29. 关于艾滋病统计数据生成的过程及背后的观念，可参见：Hyde，2007: 37-74。
30. 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是将感染者的管理 逐渐下 移到乡、村一级，余晓燕（2010）对边城
邻县的村医研究可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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