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的结构逻辑？ 顺着阿甘本（2015）的思路，我们每一个人在被命名和分
类，甚至被以特定的方式加以关注的时候，会处在一种潜在的“例外状
态”中，但实际上例外并不例外，随时都有可能被翻转而区隔，沦为“裸
命”（方洪鑫，2020：57-66）， 亦或是被翻转而例外性地纳入， 被排除在
内又包括在外，开展特殊的“身体—生命”的训诫与改造。艾滋病的复杂
之处就在于，这个现代生命治理的“元结构”跨越了主权国家的界限而
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例外人口， 而且除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体制
之外，还有跨国民间人道主义力量试图对他们加以救助、干预和塑造，
被治理者也行动起来，或对抗或共谋，生成一种被治理者的政治。 各种
力量合纵连横、交错反射，堪称一个正在发生中的生命治理的全球实验。
21 世纪以来，边城艾滋治理体制在当地的部署铺排几乎重演了全
球体制对感染者由排除到例外性纳入的整个过程， 例外的人口因治理
而生成，随后才更“人道”地将他们纳入体系之中，进行训诫与规范。 这
或许也是最值得讨论的地方， 这种元结构是否为现代生命治理无法避
免的？ 在翻转之后的例外性纳入过程中，官方体制外的边缘力量，尤其
是当地的感染者同伴小组成为治理的关键所在。 他们被发动起来充当
“ 前线步兵”，将医学体制的凝视、干预传播到整个边城，覆盖所有城区
和边远山寨，促使感染者接受规训，成为驯顺的主体。 公共卫生与人道
主义动员联结起各种治理技术， 共同构筑了例外人口的生命政治以及
其中个体的身体政治。
当代国际人类学的潮流之一是对治理的批判，既直指“中心”治理
体制，也涵盖各类“边缘”组织的“共谋”。 但如同福柯（2017）所提醒的，
在现代社会，治理就如同那个著名的理性“铁笼”，已经是无可回避的
日 常事实。 曾经猛烈批判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
（Ferguson，1990）近年来也提醒，这些被批判的靶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单
调固化，其中很多具体的技术、手段、观念或许也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
步（可比较 Ferguson，2010；Yarrow，2011）。 顺着弗格森的思路，我们更应
该在现场察看治理是如何具体部署的， 在运作中又生成了哪些复杂的
纠缠关系，从而更细致地记录与诠释这一过程。
在边城艾滋治理的运作现场确实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 边城疾控
中心的黎主任既是规范逻辑的执行者， 同时又深受不同时代边缘道德
话语的影响，正是有他作为连接点，边城的边缘力量才可能获得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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