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现。 然而，由于艾滋病一开始被视为一种外国疾病，加之经济发展是当
时的主旋律，边城的疫情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直到进入21 世纪，艾滋病
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大规模宣传中又生成对艾滋病恐惧与排斥的
“生命—环境”，艾滋病疫情被认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亟待施加例外
性的治理措施。 2003 年，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和国际项目的
大规模落地，边城正式进入“做艾滋病”的紧急动员状态，成为全球艾
滋治理网络中备受关注的前哨城市。 在全球艾滋病疫情面前，由于经济
发展、社会稳定被视为更重要的事务，许多国家对人口健康的凝视、关
注与干预来得太迟。 一如道格拉斯及瓦戴夫斯基（ 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3）在讨论“中心”时所提示的，秩序与经济是中心体制的两大重要逻
辑。 在这样的前提下，健康治理由于可能对秩序与经济造成阻碍而被有
意忽略，然而疫情的蔓延又会给秩序与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此时中心
—
体制才会认识到健康治理的重要性——人口健康可以提供更可持续的
生产力。
从全球视野来看，艾滋治理网络的逐渐成形是边缘与中心共舞，不
断 互 相 缠绕 、穿 透 的复 杂 过 程 ，包 括 欧 美 与“南 方国 家 ”的 政 府 、医 学
界、制药产业、国际官方组织、跨国人道主义组织、感染者组织以及其他
各种力量（比如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参与其中。 边缘的
进击迫使中心吸收了不少异质成分，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苦难承受者
加以关怀救助的理念与对被治理者主体性的承认。 这段进退攻防的历
史的关键战果之一就是抗病毒药物从欧美向“南方国家”普及，这也是
中心体制得以改变，进而向全球进一步扩展的机会，并由此为中心披上
了一层更人道的外衣。 全球艾滋治理体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翻转：作
为被治理者的“生物医学贱民”人口由被排除转变为被例外性纳入。 此
时边缘与中心拥有了普及抗病毒药物这个共同目标， 这导致医疗人道
主义被国际艾滋治理体系挪用， 边缘助力中心共同推进艾滋病的全球
诊疗，医学体制开始从卫生机构延伸至社会空间。
或许最值得思考的是， 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例外治理体制是在
何种“人的境况”中被建立起来的。如同桑塔格（2003）的预言，艾滋治理
的前提是制造一个被生物医学标记的“贱民群体”，通过各种治理手段
将这个群体贱斥性地预防、排除在社会之外。 但除了时间上的连续外，
这样的区隔、 翻转和纳入是否也正是现代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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