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与齐芳也在默默地观察着。 这些听众都是农民，对托马斯的讲解似懂非
懂，由于“这个病”的特殊性，他们的眼神中还带着些许惊惧和羞愧。 但
是，也有个别人似乎听了进去，主动向台上的专家提问咨询。
散会后， 齐芳与黎主任不约而同地留下了听众中表现相对活跃的
两位感染者。 寒暄过后，齐芳问道：“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吗？ 来帮
助更多和你们一样的感染者！ ”他们就是边城最早的同伴小组三角梅最
—
初的两位成员——琳达与享罕。 虽然黎主任和齐芳分别在政府单位和
社会组织工作，但两人的想法是一致的：边城的艾滋治理体系即将面对
数量极大的农村感染者群体， 一个由农村感染者组成的同伴小组将对
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富有助益。 不过黎主任与齐芳的实质目的并不
一致， 黎主任意在寻找更有成效的方式将感染者群体纳入医学监控体
制，齐芳想的则是救助受苦难人群。接下来，更多的同伴小组组建起来，
在民间跨国组织的引导下， 他们一开始便沉浸在公益和为善的道德氛
围之中，但并未直接迎合普世的人道主义话语，而是在本土公益组织的
中介下，关注边城感染者的实际情况。
按照确诊的时间先后，边城的每位感染者都有一个数字编号，最早
一批同伴小组成员的编号都排在前面。 在我来到边城进行田野调查的
时候，有些感染者还记得当初共同“战斗”的同伴是多少号。应乐的编号
比较靠前，但她已经是第二批感染者同伴小组的成员了。 她至今还记得
那天被疾控中心通知进行感染者检测时的情形， 只觉得四周都是异样
的目光，这不禁让她感到惶惑羞愧。 疾控中心的楼道像是迷宫一样，怎
么找也找不到出口，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彩云的女生出现了。 当时的彩
云有着一头飒爽的短发，眼神坚毅却温厚，她握住应乐的手，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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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感染者。 ” 这是应乐第一次听到有人主动透露自己的感染者
身份，而且情绪如此平和，甚至还能给他人一种安慰的力量。 应乐告诉
我，当时“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差点抱着彩云哭出声来。 彩云
和应乐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们同样目睹过爱人的发病、死亡，一样体
验过因为“这种病”被质询（interpellation）而如惊弓之鸟的惊惧日子，彩
云甚至还曾经发病， 与死神擦肩而过。 后来彩云加入了三角梅同伴小
组，想要帮助更多的感染者同伴。 在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倾述中，应乐

25.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生命转折时刻，可比较一位印度尼西亚感染者“出柜”的故事（参
见：Boellstorf，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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