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药物的普及在不同地区促成了各异的生命形貌。 例如在东欧国家，由于
官方力量的“退却”，草根组织构成了存活与约制的通路（Owczarzak，2009）；
在疫情最严重的非洲， 位于脆弱的国家卫生体系之外的边缘力量肩负
着推广抗病毒治疗的使命，但地方社会、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行动
者在纠缠与互动中共同形成了复杂的治理网络（ Sullivan，2011），南非的
感染者在进入治疗后有如宗教洗礼般重获“新生”，由生物医学和新自
由 主 义 主 导 的 中 心 价 值 体 制 就 此 在 当 地 悄 然 扎 根（Robins，2009；
Comaroff，2007）。 中心与边缘的对抗、纠结与反转，渗透于全球艾滋治理
的每一个力量回路中。 20
在中国，边缘的力量也一直在行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已有一
些声音呼吁政府及社会各界重视艾滋病疫情，尊重与理解感染者，并开
展相关公益活动。 2004 年， 国家开始向生活困难的感染者免费提供抗
病毒药物，与此同时，还开始与全球基金（Global Fund）合作，这标志着
中国正式成为全球艾滋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与欧美
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也有各种跨国民间组织在地方层面开展的灵
活 行 动 （G覽semyr，2015： 615 -620； 吴 玉 章 ，2010：164 -193；Kaufman，
2012）。 从规范性逻辑来看，艾滋治理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
安全，通过中国的治理更能够为国际社会和人类做贡献。 21 其中，感染
者仍然是亟待规范和控制的“高危群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一个需
要关怀与帮助的“弱势群体”，来自边缘的道德话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接受与传播。 由被治理的感染者组成的草根组织作为一种高效的治理
技术被引入中国，由此体现了一个实用的逻辑，即国家可以借助社会组
织，以最低的管理成本获得最高的社会效益。 因此，在艾滋病领域的尝
试可以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夏国美，2005：68； 余翠娥，
2011：46-60）。 至此，中国本土的防艾组织开始蓬勃发展，在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以及河南、云南等感染率较高的省份，草根组织的发展尤为迅

20. 全球艾滋治理体系的形成、演变以及在不同地区造成的后果，需要更细致的系谱研
究，本文仅在研究问题的脉络下跟随边缘与中心的错杂舞步进行扼要勾勒。
21. 2004 年，国务院提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
兴衰”，卫生部将其诠释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作为关系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是
“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任务，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高度负责的具体体
现”（转引自潘绥铭等，2006：85）。

·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