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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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3
险与不幸归咎到边缘的个人或群体身上，在艾滋治理实践中，一个因治
理而出现的“高危人群”逐渐浮出水面。
在实在的感染者人群现身之前， 边城就已经因治理而生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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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生命—环境”， 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情感与认知 （马苏米，
2016）。 国家和国际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制造了一个地方危机性的“例
外状态”：由某个例外人群引发的艾滋病疫情可能影响人口健康与边疆
社会发展稳定，亟待治理。 15 艾滋病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
治问题，其后，各种大规模治理项目得以在当地以例外、优先的形式运
作， 形成所谓的艾滋病例外主义 （ Benton，2015；Moyer and Hardon，2014）。
2003 年，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大筛查”的开展以及国际项
目的落地，边城的艾滋治理完全嵌入全球体制之中，因此我们只有将它
置于全球语境中，才能看到各项实践的来龙去脉。 艾滋病作为例外的紧
急治理不仅再度激活且强化了当地的中心规范体制， 也让许多边缘的
理念与技术从全球进入当地展开运作， 艾滋治理早已成为边缘与中心
不断互相拮抗和交缠的全球“战场”。
三、从欧美到南方国家、从全球到中国：边缘在行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成立标志着一
种全球例外状态的产生， 对艾滋病疫情的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紧急
性公共事务。 这种全球治理体制仍由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如WHO、世
界银行等）主导，体现着规范式的中心逻辑，即针对特定的高危人群进
行排除性的预防措施，从污染源出发，阻止疫情蔓延对当地社会（国际
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Seckinelgin，2008）。 在这样的中心体制下，某些
特定人群会进一步承受污名， 治理手段召唤出主流的社会想象———一
些危险人群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更进一步而言，风险人群的范围
会扩散到整个地区，产生一种谴责的地理学（Farmer，2003）。
14.“生命—环境”指经由情感 与观念 调控等 手段影 响人的 主体形 成的社 会环境（马 苏
米，2016），在本文中指因艾滋治理而生成的地方社会环境。
15.“例外状态/国家”（state of exception）是指主权者在特殊历史时空下打破法规行事的
状态（阿甘本，2015；Schimitt，1985）。 在这里，我们不妨结合社会语境对这个理论加以改
造和借用，将“国家”置换为“地方”，此时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就是指某些社
会性感知所导致的一种地方性的紧急状况， 为此必须采取一些常规之外的紧急措施来
应对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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