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本原理与技术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异： 药物供应对前者来说是“治疗即
预防”，是例外性纳入的规范化医学监控；而对后者来说则是将人道主
义愿景落实为拯救生命之行动的道德事业。 18 二者的区别根植于为各
自的行动提供依据的内在驱动性道德逻辑（中心或边缘）中。
在药物普及的进程中，欧美的感染者组织作为自我治理的代表，被
跨国人道主义组织视为典范而推广到地方层面， 成为榜样式的草根组
织治理模式（Misra，2006）。 草根同伴组织犹如高效的“前线步兵”，将高
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传”给更广大的感染者（Robins，2009）。 而更为复
杂的是，由于同伴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在“GIPA”理念影响下，
国际社会的中心体制也把同伴组织当作一项灵动、高效的治理技术，并
将其纳入麾下（Mahajan，2008）。 边缘似乎进入了中心，但这种依附中心
逻辑的形式上的“边缘”又因此失去了独有的行动潜能。
在艾滋治理的全球进程中，边缘与中心不断发生变化。 中心与边缘
都不是固着的， 但边缘对中心的“进击”可能反讽地生成了全球艾滋治
理的最大张力，在新的生物医学话语“治疗即预防”的加持下，诸多边缘
力量共同推动了一种新的中心规范体制的生成： 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
毒疗法的普及，将全球感染者纳入规范化的生命治理网格中，被治理者
在生命得到拯救的同时， 也进入医学监控下的特定生活模式里（Benton，et
al.，2017），以一种例外性规训的方式纳入社会，不再危及社会秩序与国
家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中心的推动力量，各种边缘势力也
在积极行动，病人组织也“舍身相迎”，共同促成这个新的以拯救生命之
名而施行规范化控制的全球生命治理体系。 桑塔格的“艾滋贱民”预言
由此被翻转， 这种例外性纳入的方式———对一个被排除在内又包括在外
的人口施行例外性的生命掌控———构成了全球艾滋生命治理的新形式。 19

18. 全球艾滋病人类学道德化的知识生产与这些跨国组织的人道主义愿景有许多互通
之处，关注的都是同一个遭受病痛苦难的人群，许多人类学家也参与到这些组织的实践
之中。 例如迪迪埃·法桑与彼得·雷德菲尔德都曾参与无国界医生的事务，同时也在其中
完成了田野调查（ Fassin，2007；Redfield，2005）。
19.“例外”的“裸命”是阿甘本（2015）生命治理理论的关键，这 些被悬 置的人 口既被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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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又必须被纳入而成为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石，处于既在外又在内的奇特状态——被排
除在某个悬置、例外的“内”而作为基石；被纳入，但终究是“外”。 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而言，“我们”以（貌似）同情的姿态接纳“他们”，但“他们”仍必须区别于“我们”而接
受特殊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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