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8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猛（韩俊魁，2010；G覽semyr，2015: 620-621）。 22
中国的社会治理以中心体制为主，而在紧急状态下建立艾滋治理
网络的需要，正好给边缘力量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堪称一次大规 模 的
社会治理实验。 不过，据另一位圈内人评论，在国内的艾滋治理中，“获
利”最大的边缘力量其实是某些城市中的少数人群，他们借着 治理 的
机会， 获得了特定形式的生存空间与资源渠道。 23 那位圈内人认为，
“与这些城市人群相比，农村感染者的文化能力更差，他们需要更多帮
助，需要更多发动”。 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讲述的边城故事，但具体情
况与这位圈内人的观点并不一致。
本部分勾勒了艾滋治理的全球进程， 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规范性治
理与民间组织的跨国合作构成了全球健康治理的两种体制。 从人道主
义的跨国联结到草根组织的向心离心， 边缘与中心的搏斗和纠缠渗透
在每一个层面和通路上。 承认被治理者的主体性与关怀救助苦难承受
者等重要的边缘理念逐渐进入官方体制，成为主流话语的一部分。 但在
边缘与中心的合力之下，最初为了保卫社会安全而被排除的“生物贱民
人口”，被以人道主义之名，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而例外性纳入，
不断接受生命的规范化。 而中国则在中心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通
过例外紧急状态的艾滋治理生成了一个让边缘力量得以发挥的空间，
这是一段值得再次“复盘”的当代社会治理史。在此之中，边城成为一个
特殊的界面，全球与国家、中心与边缘的力量汇聚于此，在特定的时间节
点上交织成某种微妙的权宜与平衡。

四、边城动员：边缘内嵌中心，一起“做艾滋病”

2004 年后，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感染率居高不下的边城成了全球
艾滋治理的关键前哨城市之一。 这些前哨城市就像一个个“混沌地带”
（liminal space）， 亟需通过治理来为国家、 社会乃至世界的和谐与稳定
22. 2008 年 10 月， 在第四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支持下，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在长沙市召开了“第四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地区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
交流会议”；2009 年 12 月，在西安召开“首届全国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
流大会”。 这两次大会均有数百家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国内草根社会组织参加，被视为
一次草根组织的“展览”。 参见：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2009，《首届全国民间组织参
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大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23. 可与东欧国家的情况相比较，二者的情况较为一致（参见：Owczarzak，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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