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行性。 此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草根组织也采取集体行动，既反抗国际
社会及制药企业对药物的垄断，也反抗本国政府的不作为，跨国人道主
义组织以及欧美的艾滋病人组织积极响应他们的行动， 取得了可贵的
战果（ Robins，2009）。 中心体制逐渐接受了救助生命的边缘逻辑，抗病
毒药物的价格开始下降，巴西、印度等国自行生产仿制药，发达国家、国
际社会以及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也逐步构筑面向“南方国家”的药物通道
（Dodier，2005）。 不过，中心体制并非完全向人道主义让步，主导的医学
话语逐渐认为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
可以极大减少传染的风险（ Quinn，et al.，200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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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基于“治疗即预防”（treatment is prevention）原则，加大对抗病毒
治疗普及的投资未尝不是更有效率的治理途径，借助对“高风险人群”
的 规 范 可 以 在 政 治 稳 定 性 、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等 方 面 获 得 更 大 的 效 益
（Nosyk，et al.，2014；Nguyen，et al.，2011）。 与其采取预防、排除的举措，
不如将感染者翻转为社会内部的例外，进行例外性的限制。 由此，通过
医 学 体 制 对 这 个 群 体 进 行 规 范 化 的 严 格 掌 控 就 成 了 治 理 的 关 键
（Mattes，2011）。 边缘与中心错杂攻防，全球艾滋治理事业在张力中不断
推进，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推广甚至超越国际政治的纠葛，以拯救
生命的人道主义名义， 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具有紧急优先性的例外情势
和自成一格的艾滋治理网络。
在全球艾滋治理的现 实 行动中， 存 在不同 的行动主 体与 实 施 路
径 ，即医 学 人类 学 家安 德鲁·拉科 夫（Lakoff，2010）论 述 的 全 球 健 康 的
两种体制。 首先，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
干预仍通过既有的“国家”体制产生影响，但结果往往并不理想。 这个
国际治理机制有着自身的内在矛盾：发达国家一方面开展远离本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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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道德投资， 又通过干预与监控保护本国及国际社会，其本质的规
范立场与外显的人道主义姿态含混不清。 与之相比，无国界医生等跨
国民间组织的行动目标则直接针对患病人群，跨越国家、阶层、群体的
界限，直接在地方层面呼唤草根组织间的合作，对感染者进行关怀与
救助，形成了一种生物医学人道主义。 这两个路径关于健康干预的基
16. 病毒载量（viral load）就是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技 术测定 的血液 中艾滋 病病毒 RNA
的数量，可以显示每毫升血液里的病毒数量（拉比诺，1998）。
17. 但发达国家在本国仍然以他者归罪化的道德逻辑来对待外来者（参见 Fass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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