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2年第3期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已经在边城的农村地区蔓延。 疫情可以成为透视社会动荡与危机的窗
口，在社会经济变迁的浪潮中，遭受毒品及艾滋病伤害最大的是农村中
下层居民，而艾滋病疫情逐渐蔓延的时期又恰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这
更加减少了本就不习惯现代医疗体系的村寨居民就医的机会。 在病毒
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中，感染者往往是社会不平等的承受者，确诊之后
更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底层化， 从而遭受更多的伤害
（邵京，2007）。 2000 年前后，在边城的吸毒者及其配偶群体中已经出现很
多死亡的案例，从追溯推测来看，除了吸毒过量造成的事故外，其中应
该有很多人是因为艾滋病而去世（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
公室，2006：113）。
2000 年，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下，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开始
在云南与四川实施，边城成为项目点之一，黎主任是当地的项目负责人。
边城的艾滋病工作由此进入新的时期，“预防艾滋病”的观念也通过宣传
动员渐渐进入了公众意识之中。 然而，大规模宣传却有意料之外的后果，
出现了所谓“艾滋病污名的全球移植”。 12 在我的田野中，边城城区街道和
每个村寨的主干道上到处都有与艾滋病相关的宣传标语。据当地人回忆，
十多年前的宣传密度更大，而且内容非常不友善，几乎复制了国际上对艾
滋病的刻板印象，里面黑人消瘦到“皮包骨”的形象及发病者疱疹流脓的
图片，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可怕的形象掩盖了科学知识，艾滋病也成了一
般公众避之不及的对象。这种宣传方式遵循中心式的规范逻辑，将感染者
视为常规之外的另类人群，恐怖的图片是对排斥性规范的赤裸展示，这种
宣传方式起到唤起正常人戒惧的作用，进而达到教育规训的目的。正如桑
塔格（2003：103）所言：“每一种令人恐惧的流行病，总在……假定携带者
与‘普通人口’ 之间———做这种界定的人是卫生专家和其他官僚———划
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限”。 随着相关形象与话语扩散到日常生活，语言和
病毒一样具有感染性和生成性（Das，2007：119），出现了各种关于艾滋病
的流言蜚语，舆论又进一步生产了社会事实，艾滋污名的产生与国际公
共卫生治理密切相关。 13 道格拉斯（Douglas，1992）认为，社会倾向于把危

12. 这一点可与刘绍华的研究进行比较，她的田野点在中英项目的另一个实施地区———四
川凉山（参见：刘绍华，2016：219-254）。
13. 如同桑德拉·海德（Hyde，2007）在西双版纳州进行田野调查时所发现的，感染率相对较低
的地区也生成了普遍性的艾滋话语与想象，傣族妇女的身体甚至承载着这样的“热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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